用“数据集”审视战争动机

　　战争是人类争端最激烈的表现形式，那么，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人们通常以为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吗？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一书，对1648-2008年之间的94次战争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国家为了‘地位’而发动战争有62次，占全部动机的58%，成为遥遥领先的战争动机。”

　　追溯360年里94次战争

　　以“数据集”为基础，对“战争动机”的统计和分析。

　　从古希腊思想家希罗多德以来，历史学家就一直在描述和关注“战争”话题。其中的许多研究、描写都深深嵌于对帝国和国家的“兴起”与“衰落”的宏大叙述之中。

　　无论是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还是阿兰·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抑或是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战争”都是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些学者主要讨论了“权力”是如何通过使用武力、军队和战争来予以维持的，众多战争的“军事优势”（最早是陆地上的优势，后来又发展到海上优势，最后通过现代军事工业综合体现出来）一直也是这些著作论述的主线。但对“战争动机”问题却鲜有系统研究和分析。

　　显然，解读“战争动机”有多种方略，作为英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詹姆斯·奥利弗·弗里德曼讲座教授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世纪教授的理查德·内德·勒博，他撰写的这本《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借助“数据集”，试图“把复杂的事情讲清楚，把专业的问题说通俗，把严肃的话题写轻松”，不失为纵横审视并研究过去和未来“战争动机”之三十六计之上计。

　　追溯和把脉过去，勒博严谨地构建了一个1648年至2008年360年间涉及至少一个大国或崛起国家在内并且每次战争造成1000人以上死亡的所有战争“数据集”（共计94次战争），以分析过去战争发生的动机和原因（而非仅仅是目的和意图）为目标，以及未来导致这些战争的动机和原因。

　　通过战争获得地位或大国身份

　　除了因为“地位”而发起战争，“炫耀”也是当下的一种辅助方式。

　　事实上，“战争动机”是战争学研究中最为迷人的话题之一，因为其中的细节和故事总是令人着迷。勒博沿着人类动机理论的思路，把关于战争起因的理论限制为五个方面的动机：安全、利益、地位、复仇和其他类别。

　　纵横对比该“数据集”不难发现，94次战争里存在104个动机，其中“地位”动机出现了62次，占全部动机的58%，成为遥遥领先的战争动机。不过，战争从来都不是获得地位或大国身份的唯一方法。所以勒博特别强调：“当战争不再是追求荣誉或者地位的有效手段时，国家必须使用其他方法来实现这两种目标。”譬如，在17世纪下半叶，“炫耀”变得更加重要，然而它并没有减少战争的吸引力，沿袭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为了追求自己和法国的领导地位，路易十四在宫殿、花园、艺术与科学上花费了巨额金钱。其他国王也纷纷效仿，欧洲许多高级贵族更是如此。在19世纪，公共工程建筑、内城重建和美化、殖民地和整顿军备，以及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取胜变得更加重要。进入到20世纪下半叶，“地位”与国家财富、奥运会金牌、诺贝尔奖、核武器、太空探索紧密联系。而在当下，各种形式的“炫耀”作为大国获得大国地位和承认的一种辅助方式，也仅次于军事胜利。

　　战争爆发动机为“安全”的在“数据集”里仅有20次战争，占总数的18%。这些战争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但是它们中没有一个与权力转移有关——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安全”在国际事务中不重要：它是所有被攻击的国家的首要关注点。除了美西战争和美国攻击阿富汗这两场战争中“安全”与“地位”动机同等重要外，其余的以“安全”为动机的战争都围绕着20世纪的三场全球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作者一直认为在它们之中，“地位”虽然不是关键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为“利益”发起的战争只有9场

　　当贸易和投资都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互惠互利时，“利益”作为战争动机的作用也随之下降。

　　基于“利益”的战争通常会被两种观念所“鼓动”：一是世界的财富是有限的；二是一国的财富可以通过征服而增加。然而，“利益”却是勒博归纳的战争动机之中发生频率最低的要素：只有9场战争可以归结为“利益”，占总动机的7%。其中6场发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当时重商主义是公认的经济智慧，国家领导人认为全世界的财富是有限的。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重商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财富的爱好，这一点或许是为什么早期现代国际关系中冲突频发的主要原因——它使“商业本应该是国家之间、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建立的一种友谊和友好的关系……但却成了产生不和与敌意的最合适温床”。不过，当经济思想对于财富性质的认识发生改变时、当贸易和投资都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互惠互利时，“利益”作为战争动机的作用也随之下降。

　　“复仇”在11场战争中是主要动机（占总体样本的10%）。这些战争几乎全部都以重新夺回在上一场战争中被入侵者占领的领土为目标，通常由衰落国家或弱国对崛起的大国发起。勒博把另外7场战争的动机归结为“其他类别”，其中包括两场由集团或派别而非中央政府发动的战争，即1671年由居住在边界的哥萨克人发动的“波兰—土耳其战争”和1938年因为日本关东军未受权入侵蒙古而引发的“日苏冲突”。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当中，战争的目标和动机一直在“进化”。“未来的战争是否与过去的战争相似？”——勒博在书中的第五章“利益与安全”中已经抛出了问题，没有给出答案，答案永远是动态的，但他注意到“世界和平依赖于领导人避免战争的决心，以及他们为达目的而愿意冒险的意愿，这些决心和意愿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总体趋势一样重要”。

　　□潘启雯（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