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6:旅游周刊·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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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 景区票价相对游客收入分布还算适度

2014年03月12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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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作为中国旅游度假地产的投资者、旅游景区的建设者与旅游地产业的观察者,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对中国景区的发展现状有自己的看法,在很多人揭示景区问题的时候,他却认为中国景区的管理不算差,并认为在这个领域,旅游企业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从2013年8月,黄怒波开始了“21世纪人类脸谱行动”,计划以10-15年的时间走遍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通过行走以及与遗产地各阶层人士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又多了一个参照系。

  【对话人物】

  黄怒波,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曾成功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并成功到达南北极点,纽约探险家俱乐部资深会员

  景区问题

  稀缺景区的开发利用程度不够

  新京报:从投资者的角度看,你觉得目前中国的一些景区存在的问题,如客流量过大、门票价高、卫生环境等,有没有一些更合理的解决方法?

  黄怒波:在脸谱行动中,对比国外的世界遗产景区,中国的景区管理不算差。比如德国有35个世界文化遗产,但卫生管理很差,其中有个“德国长城”的外表以及断壁残垣的地方,都是垃圾;还有莱茵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江边也是遍地垃圾,国外人力成本很高,是造成其管理不力的原因之一。

  关于中国景区客流量过多的问题,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因为人口太多,尤其是经济改善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出现旅游需求。从另一个方面看,是中国目前的古村落和稀缺景区的开发利用还不够,大部分人都拥到现有的景区,而像门头沟其实有些古村落都很好,但是没有开发,很多人也都不知道,因此景区的开发和利用还需要提高。

  关于门票的票价,不能只看绝对值,应该看实际旅游的人群和他们的平均工资分布,按照中国目前的旅游人群分布来看,目前的一些票价还算适度,这个可以继续探讨。

  国外的景区都是在保护中利用,比如在德国有个古堡是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地方,那个古堡本身是个酒店,还开着咖啡厅。挪威的卑尔根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木屋街区整体都利用起来,有卖儿童服装的,还有各种其他商业设施。在西方,保护的资金大部分从民间来,政府只补贴一点,所以是合理保护合理利用。在中国,有些景区是过度保护了,只有合理利用才有利于永久的保护。

  景区服务

  游客素质和景区服务意识都需提高

  新京报:从个人的旅游经历看,你觉得中国景区在开发、服务等方面与国外有何区别?

  黄怒波:中国的知名景区不算差,即便像意大利比萨斜塔这样的知名景点也面临游客上塔、公共厕所环境等问题。

  中国景区的一个现象是游客的素质低,存在过度维权现象。我们的民族心理还处于叛逆期,没有成长起来,没有规则意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旅游文化和消费文化。而在西方不是这样的,到哪里都必须排队,坐飞机要等到安全带灯不亮了才都站起来。

  当然,景区的管理有问题是一定的,因为中国从来不是个服务型的国家,既没有服务意识也没有服务素质。

  新京报:在景区建设的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企业要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黄怒波:政府对市场的敏感度是滞后的,所以需要政府来制定规则,企业来具体实施。在旅游产业,政府是不成熟的,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政府要和企业合作。景区的管理一定要市场化,故宫、圆明园、颐和园是特例。旅游景区的民营企业比较多,这个领域是最市场化的。但是很多时候还存在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总觉得民营企业不择手段会破坏景区资源,要知道这些景区是民营企业的饭碗,有什么理由不把它做好呢?

  所以政府只需要指导管理制定规则,市场部分由企业进行。旅游是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市场化是把现有的资源进行积极保护的好方式。

  未来动作

  景区托管输出营销能力

  新京报:你曾说旅游地产是慢工细活,那么旅游地产投资对于传统景区的转型和新景区的打造会有哪些积极促进呢?

  黄怒波:旅游地产的投资应当选择当地的稀缺资源,还要把当地的文化吃透。比如中坤投资的普洱项目,当地有26个民族,需要研究透才能盖酒店别墅。旅游地产的投资,是对传统景区的扩展,包括养老地产、度假地产、高尔夫地产、禅修地产等,实质是把稀缺的旅游资源和不可再生的土地结合在一起。所有的景区都不是天生的,首先要看是不是有稀缺资源,再看是不是有文化传承,然后由企业带头来做。

  新京报:未来对于景区的开发还有哪些设想?

  黄怒波:目前来看,中坤旅游地产的收山之作是合肥的巢湖。巢湖变成合肥的一个新区,那里的森林保护得很好,中坤计划在姥山岛上做游艇俱乐部,这是我们一直缺少的项目。

  今后,中坤将开始进行景区托管。单一景区很难营销,而全国上万个景区绝大部分都是很单一的,通过景区托管,可以建立会员制网络,消费者成为会员后,可以在各个景区之间游走。通过景区托管来输出中坤的营销能力。

  “景区从简单的门票经济转向到度假观光。景区资源仍旧是基础,但可以更深度地挖掘其价值,传统景区应该更关注如何扩大它的附加值。”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范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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