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块海绵，捏紧，入水，放开

　　背着摄影包，杨林青回到了工作室。在此之前，我和摄影记者喝完了两杯柠檬水，聊了聊中国好歌曲选手莫西子诗。

　　从事书籍设计师工作之前，杨林青自认为“很腼腆”，坐定之后，他却很快进入状态，条分缕析，侃侃而谈。如果换一个场景，不是在工作室，而是在大学教室，谈兴可能更为强烈。“我需要跟人沟通，让人在短时间内了解我的想法，产生共鸣。”杨林青说。

　　【同题问答】

　　问：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

　　答：真正做出一本好书。

　　问：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答：我特别希望自己拥有写作的才华，这比较头疼，我很想写东西。

　　问：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答：是……没有。

　　问：你最喜欢的一个词是什么？

　　答：通透。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不容易。

　　问：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

　　答：没有绝对喜欢的书，非要说吗？

　　问：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答：库切。

　　问：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答：纯粹。

　　问：你最讨厌别人的什么特点？

　　答：装。

　　问：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答：就是知识。

　　问：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答：生活，我希望有一天生活就是职业，不是为了生活而去工作，工作也不是为了去追求生活。

　　学校教育

　　文字教育严重缺失

　　199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被誉为“日本设计界的巨人”杉浦康平，来北京举办展览，与中国设计师展开交流。杨林青刚大学毕业不久，无所适从，“不知道要做什么”，对于杉浦康平，却“特别想去听”，手里没有入场票，也硬着头皮去了。

　　在天伦王朝饭店门口，杨林青进退两难。这时候，知名书籍设计师吕敬人迎面走过来，杨林青便去问他。“他并不认识我，但还是耐心地，在包里翻了半天，翻出一张票来。先不要说我在现场听到了什么，就是这个动作，让我当时觉得，我要跟这个老师学习。”杨林青回忆说。

　　经由吕敬人，杨林青慢慢入行，开启了书籍设计生涯，刚从学校出来的初生牛犊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话头对准了学校教育。

　　“设计方面对文字的研究，在我们的教育里比较缺失。”杨林青说：“事实上，在西方的整个平面设计教育领域，最重要的就是文字教育，告诉我们如何认知信息符号，怎么成为一个好的驾驭者和建构者，在内容和读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方式，不是阅读和被阅读的关系，而是有参与、交流、互动。”

　　在杨林青看来，西方这一套文字系统，在中国印刷行业曾有保存。他研究发现，1937年一家权威的印刷月刊，明确记载了中文印刷与西方文字系统之间的关联，1987年应该是最后一本铅字工人用的印刷手册，“也明确记载了这种关联——技术上的体系关系”。数字印刷时代席卷而来，铅字工人失业，与西方文字系统上的关系没有得到延展，而在西方，这一切承续至今。

　　杨林青热切希望展开文字教育，让学生了解文字、媒介，理解文字系统。下个月，作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外聘教师，他将在课堂上作出尝试。此前，他策划、设计、出版了《字体传奇》，一改国外版的经典范儿，这本书平易近人，他想让更多人了解文字系统。

　　欧洲游学

　　用两年时间“捏紧海绵”

　　对于文字教育、文字系统的思考，与杨林青游学欧洲的经历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带着一些问题去欧洲”。

　　2002年，杨林青远赴巴黎，出国之前，吕敬人对他说：“你应该像一块海绵，捏紧了，放入水里，再放开。”到了法国，他开始“清理”自己，清除一些在国内接受的东西，“不是说它们不好，而是会产生经验进而干扰接下来的学习”。

　　这期间，杨林青也了解别人学习西方的经历。在一本杂志上，他读到了探讨日本设计师安藤忠雄的一个专题，记者问日本人，很多人说安藤的作品太西化了，问西方人，他们则认为安藤的作品极有日本特色，表现出东方哲理。“这一下子把我点醒了，不要强调什么中西，有必要强调中国结是中国的吗？重要的是，他借用了西方的技术和材料，用对自己的文化的理解来完成空间的架构，这才是有价值的。”杨林青说。

　　两年后，他兴奋地给吕敬人打电话：“我终于把海绵捏紧了，现在是放入水里的时候了。”2005年，读到了杨振宁发表的一个言论“《易经》影响近代科学”，其中谈到了文字对人类思维和社会的深刻影响。“西方人说文字是平面设计的灵魂，我一直没想明白，直到读了杨振宁的这段言论，才想通。”杨林青说。

　　此后，他开始关注文字教育，四处游学，拜访了大量设计工作室。为了深入学习，他考试三次，考进了法国国家高等装饰艺术学院，留学的最后一年时间，他才待在了学校。回国时，登记人员满脸疑惑地问他：“前面三年，你都干吗去了？”

　　文学书封

　　无意拍摄凝成永恒

　　杨林青回到了国内。现在，走进他的工作室，四处摆满了他的书籍设计作品，其中多本获得“中国最美的书”、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览最佳作品奖等奖项。

　　他喜爱摄影，常背着摄影包出去，随意拍照，建立了自己的图片库。在法国留学时，他有一次爬上了埃菲尔铁塔，朝下拍摄了一张照片：人如蚂蚁，在地上行走。后来，设计阿乙的小说集《灰故事》时，这张照片成为了封面。“阿乙在书里把自己比喻成一只鸟，从天空俯瞰人世间，而我这张照片的摄影语言本身就很文学化，二者很吻合。”

　　类似的封面，还有很多，如曹寇小说集《生活片》封面上的那一堵斑驳的墙，勒克莱奇奥小说《逃之书》封面上的一抹暮色，保罗·乔尔达诺小说《质数的孤独》封面上的一枚叶子。“你看这片叶子，是我随意拍下来的，我简单进行了处理，叶面上做了两个人脸，它们虽然在一片叶子上，却永远朝向不同的方向，还有比这更加孤独的吗？这种处理方式是一种隐喻，而隐喻正是文学的手法，这就打通了与作者之间的关联。”杨林青说。

　　在他的设计中，“墙”还出现在了钟鸣《涂鸦手记》一书的封面，该书获选2009年“中国最美的书”、第七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览最佳作品奖。杨林青觉得，这本书之所以胜出，可能与封面没有太大关系，亮点在注解的处理上，“这些注解不是在页尾，而在当页最适合读者阅读的位置，既方便他们对应查阅，又能在查阅时短暂休息一下”。

　　“当一次无意的拍摄遇到一本书，也可凝固成一种时间的永恒。”3月3日，杨林青在微博上写到。采访时，他说：“我不想去解释，解释起来就没意思了。”说完，笑了起来。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