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花园的风景

　　傅老师：

　　今天是您离开我们的第六日，回想您离开的那天傍晚，我正站在马路中央，一辆辆汽车在我身边呼啸而过，但我还是听清了电话另一头传来的话语。

　　这个消息太让我意外了，我们去年底不是才通了电话吗？之后我们还发过邮件呐。电话里您提到去什刹海看到有人搭违建，还打算写文章说说这件事，我一直在等着您的文章呢。您说话的时候底气十足，听到好消息时会道一声“好极了！”您的记忆力和思维的敏捷度都远远超过了和您同年纪的我见过的其他老人，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从这个电话里得到的消息太突然。

　　我临时取消了晚上的安排立即打车赶回了家，也不管正是晚饭时间，就没礼貌地拨了四根柏小院的座机，电话响到尾声时，傅阿姨接了电话。尽管职业所需，我曾经做过很多很多和去世有关的新闻报道，但是电话接通的时候，我竟然有些不知道如何开口。我问傅阿姨，网上看到的消息是真的吗？她说“是真的”“去年不是还好好的吗？”“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傅阿姨告诉我第二天在积水潭医院有个小型的告别式，她怕耽误我工作，“要是忙的话就别赶过来了”。我怎么能不来呢，我是一定要来的……

　　这真的是一场小型的、极简单的告别式，小小的房间挤满了人。您躺在花丛里，听着芳歌念着他刚写好的那篇悼文，那文章写得真好，听者无不动容，我后来向芳歌把文章要了过来，在网上发了，朋友们也都说写得好，因为这是最真实的情感。我和芳歌说我第一次去四根柏小院时，就曾经见过他，那次他是去给您送《无耻混蛋》的碟，您开玩笑说“你可以在文章里写，傅惟慈在看‘混蛋’呢。”芳歌离开后，您讲起芳歌的女儿、您的重外孙女的时候满脸都洋溢着幸福。

　　我和芳歌正说话的时候，您的棺木被抬了出来，之后被放在一直在太平间门口等待的灵车上。大家站在车子旁，小沫阿姨在我旁边，车子开动了，我们挥着手和您道别，您也一定是感觉到了吧。

　　在中国，愿意把遗体捐献用于医疗研究和教学的人所占的比例依然是微乎其微。医学界尊称遗体捐赠者为大体老师，在国外的医学院的解剖课上，每4个学生可以拥有一名大体老师，但是在中国通常要10个学生才能拥有一位大体老师。而您和夫人，早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签署了遗体捐赠书，承诺在未来将遗体用于研究，这确实是个顶了不起的决定。

　　第一次和您见面的时候，您正在准备《牌戏人生》新版的出版工作，您说起对旧版一些不满意的地方，还问我新版用多大的开本好。当时我想，您必是个生活里很重视细节的人。这样的想法倒也没错，但我觉得您身上对生活的态度，更像是个老派的英国绅士，重承诺、守约定、言出必行，同时也厌恶那些言出却不行的人。

　　既然说到了英国绅士，我的思绪很自然地被带到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身上。格林是我极爱的作家，当人们习惯于说中国大陆作家擅长的是讲故事时，我就很想说，请去看看格林吧，那才真的是讲故事的高手。说来奇怪，格林的书里我最喜欢的是《恋情的终结》，似乎和很多人喜欢的都不同。我曾把这些讲给您听，您对我喜欢格林这件事是欣喜的。您喜欢见面时和大家聊家常，但在聊天里其实也穿插着您对年轻一代的寄望。那次我们一小群人小聚的时候，您就颇有些自豪地说，来小院吃饭的客人都是您认为东西写得还不错的。

　　您1981年曾经在英国见过格林，在《牌戏人生》里您写道“同这位大作家在一起一点也不叫人拘束。他很健谈，但又绝不把谈话全部垄断，而且时不时地你会听到一两句冷峻的幽默。”这段话用来形容您，也是很贴切吧。您喜欢听我们讲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故事，您好奇今天的年轻一代是怎样生活的，闲暇时做些什么。

　　这种巨大的好奇心让您的世界里有了一种巨大的包容力，您不会因为自己热爱纯文学作品，就看低其他类型的创作，您不是还专门写过文章谈论国外的惊险小说么。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和《高窗》您都很喜欢，我还记得我们坐在小院里，您讲起《高窗》里的故事，钱德勒笔下的侦探帮助一个女孩摆脱了罪名，侦探把女孩送回家，女孩希望侦探留下，但是侦探觉得自己不适合过这样稳定的生活，不适合有一个妻子。侦探走了，回过头看女孩还在窗边望着他。钱德勒以第一人称写道“看着这家人的房子逐渐从我视线中消失，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可是我又把它丢了，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记起我写的是什么了。”您从记忆库中调出这段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陶醉。

　　我真的很喜欢您讲起《高窗》时的那种享受的表情，那是一个“文艺老年”（抱歉我把“文艺青年”擅自改用）才会有的表情，但这表情一定是一路延续而来。在《牌戏人生》里您不是写到了么，1943年您曾经在重庆大学困居了近两个月，有天路过电影院看到里面正在放映施特劳斯的传记片《翠堤春晓》，就把口袋里所剩不多的钱买了电影票。之后您觉得电影太好了，却又没钱再买一张票，就翻墙又进了一次影院再看一遍刚刚看过的电影，看完已是午夜，您就在公园游椅上过了一夜。那两个月里您的生活费不够，日子过得饥一顿饱一顿，但精神需求显然被优先满足了。

　　您曾经向我推荐过何满子的《跋涉者》，您说“他太了不起了，我太比不上他了。他不循规蹈矩，老想做自己的事情。”可您又何尝不是呢？您的一生对财富的积累并无诉求，多少人劝您把四根柏的小院围墙加高，但您却不屑如此，您说要是有人看走了眼想来捞一笔，您会敞开门请他进来。就像您自己说的“我走的路多半是一条鲁莽、任性小伙自己选择的歧路，并不是那时节青年人该走的主流大道。”可也正是因为没有走主流大道，才能望见歧路花园里的风景吧。

　　在和您的交往里，我看到的是一位达观的老人，从来不自以为是，永远谦卑。“当一本新书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做了点儿事。但是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人很渺小，我也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我是渺小、卑微的，只是恒河中的一颗沙粒。我的生活也极平凡，没有大起大落，更无可圈可点的地方。但一个时代的历史是由千万人的平凡生活凝聚成的。”

　　您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沿着歧路走完一生，沿途风景美丽，非不同途者所能感知。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里，都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各得其所”，我和您一样都喜欢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大门前的这几个字。而于我而言，您更像是一个坐标和前辈，既然已经有人在前方探过歧路并行走之，作为后辈只需拿出跟上的勇气和行动吧。

　　想念您。

　　姜妍问候春暖花开 2014年3月21日

　　夹注①

　　傅惟慈（1923年-2014年3月16日），文学翻译家。曾用名傅韦。北京人。1923年生于哈尔滨。傅惟慈先后在辅仁大学、浙江大学（战时内迁贵州遵义）、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从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

　　夹注③

　　雷蒙德·钱德勒（1888年7月23日-1959年3月26日）是世界小说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他是艾略特、加缪、钱锺书、村上春树等文学大师崇拜的小说家。被称为“文学大师崇拜的大师”。

　　夹注②

　　格雷厄姆·格林（1904年10月2日-1991年4月3日），格林出生于英国中部赫特福德郡，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学学院攻读历史。当过记者，信奉天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派往非洲。代表作品《布莱顿硬糖》、《权利与荣耀》、《问题的核心》等。

　　夹注④

　　何满子（1919-2009），原名孙承勋，1919年出生于浙江富阳一个大家族。著名杂文家。解放前历任衡阳《力报》记者、南京《大刚报》记者、天津《益世报》驻南京特派员。解放后，曾任《上海自由论坛晚报》总编辑、大众书店编辑、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