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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中国姊妹

2014年03月2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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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作者:王小妮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14年1月
【延伸阅读】

  在两条粗壮的话语轨道之外,诗人王小妮的短篇小说集《1966年》不动声色地出了轨。这部作品,语言不冷不热,感情不远不近,眼光不高不低,人物不好不坏,叙事态度疏离淡漠,叙事过程低开低走。但每篇小说却在细节、氛围、人物心理和行为的刻画中,泄露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线索——彼时,普通个体的生命状态如何?

  1

  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出轨”

  《1966年》。这个书名会让你想起什么呢?标语,口号,语录歌,红海洋,天安门上挥舞帽子的领袖,金水桥边激动得昏厥的红卫兵,各种血肉横飞的武斗,各种山呼海啸的批判,各种不忍卒睹的伤,各种酷烈惨痛的死……一场灾难,一个噩梦。当然,也可能想成这样的:标语,口号,语录歌,红海洋,天安门上挥舞帽子的领袖,金水桥边激动得昏厥的红卫兵,各种高手如云的武斗,各种公正过瘾的批判,各种英勇无憾的伤,各种罪有应得的死……真是好浪漫好激情,不愧为人类社会伟大的实验、未竟的光荣哦!

  关于1966年的文学和历史叙述,以上两种版本堪称主流。后者初被视为笑谈,现已不容小觑,因它进口于欧美“新马”,又有本土学者精心润色,在青年学子中行情看涨。鉴于当今中国的大学讲坛倡导积极和谐的学术观点,“灾难噩梦说”显然不合大势,那么“伟大实验说”将最终胜出,便几乎无疑了。

  但,“作家总是在发明新的方法,来质问我们对公共空间的分享。”(雅克·朗西埃)在上述两条粗壮的话语轨道之外,诗人王小妮的短篇小说集《1966年》不动声色地出了轨。这部作品,语言不冷不热,感情不远不近,眼光不高不低,人物不好不坏,叙事态度疏离淡漠,叙事过程低开低走。但每篇小说却在细节、氛围、人物心理和行为的刻画中,泄露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线索——彼时,普通个体的生命状态如何?

  恰恰是普通个体而非极端个体的生命状态,成为历史真相最有力的证词,也成为当下之人体察未经之事的隐秘通道——在“非常”历史中,“正常”人如何生活?如何以可理解的心理逻辑行事?这样的行事将导致何种结果或遭遇?由此结果或遭遇,折射出怎样的历史境况与人性光谱?此种折射,会形成何种诗学效果?……引发这些问题的写作,是一种“叙事还原”的写作,它悄无声息地为当下之人铺就一条重返历史之路。同时,它还通往未来。

  2

  以极简笔触,写1966年普通人的故事

  小说集由发生在1966年的“11段短故事”(作者语)构成。11个短篇,主人公都没有名字,只以身份呼之——比如“父亲”、“母亲”、“女孩”、“老太太”、“戴眼镜的人”、“不戴眼镜的人”……此可暗示他们的故事绝非特殊,而是普通又普遍的。这些普通人,从事各种行当,背负各种历史,在这个人人自危之年的某个临界点,他们的生活发生了身不由己的改变——这改变不是轰轰烈烈的生死抉择,而是灰色地带的沉浮明灭,人性的斑斓底色由此彰显:

  一个因受过伪满日式教育而不被信任、自身难保的医生,在工作组调查他当年老师是否是特务时,陷入回忆,决定为他辩护(《钻出白菜窖的人》);

  一个高干家庭的小男孩,父母被抓走,他最爱的哥哥越境而去,无助的他每天到火车站等哥哥,偷东西;“戴帽子的人”以组织的名义默默给他钱,照顾他,告诉他要当个好人;他用这钱买了彩色的粉笔,在屋外墙上画了一幅巨画:一个神气的火车头,上面坐着他骄傲的哥哥(《火车头》);

  一个水暖工,他的爸爸是耀武扬威的革命头目,他自己也有随心所欲的暴力倾向,他想做个爷爷描述过的精致棋盘;棋盘千方百计也没做成,却有人上门要逮捕他的爷爷和爸爸——经调查,他的痴呆爷爷就是他们一直搜找的“汉奸”刘课长。(《棋盘》)

  ……

  小说笔调极简,硬朗,隐藏之物多于可见之物,王小妮无疑是海明威的中国姊妹。二人更大的相似还在于:他们都是诗人。诗的思维使王小妮的短篇脱离了小说致密的物质性,而成为触点密布、意味漫漶的海绵体。它们取消交代性的历史景深,放弃完整的故事轮廓,开门见山地特写,直截了当地感觉,片段化地转换视点,进行时地叙述局部——这些局部是货真价实的1966年出品,出自作者对彼时“气味、声响、色彩,和不同人的心理”(前言)的记忆。

  3

  以“反陌生化”,搭建感觉与认知之桥 

  或可把这些故事的写法归结为一个词——“反陌生化”。何意?“陌生化”是将日常经验反常而怪异地呈现,以此反思存在之平庸;王小妮《1966年》的任务和方法与此相反。她要做的是:将打上了“怪异反常”标签的“文革”经验还原为切近平常的个人经验,以之转喻个体内在心灵和众生外部历史的双重世界,由此打破历史、政治和神话化的文学叙述竖起的感觉隔栅。这种面对“反常”历史时波澜不惊的“日常”神情,即是“反陌生化”,实是对刻板的“‘文革’怪异叙述”的“陌生化”反拨。

  举个例子。首篇《普希金在锅炉里》这样开头:

  “有这么一家人都坐在双人大床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四个孩子。两个大人的脸上不好看,陈年老土豆的气色。就在这一天以前,孩子们爬上父母亲的这张大钢丝床,总忍不住要互相推撞踮脚蹦跳。今天,他们都老实极了,圆黑的眼睛望望父亲再望望母亲。”

  这一场景与我们的当下经验没有距离感,并非特别的、只有1966年才有的。而那些1966年特有的事物,则是换算成我们的日常经验来呈现的,比如“大字报”她不直呼大字报,而是这样写:“很多整张整张的大纸,黄黄绿绿地糊满了玻璃窗,一层压一层。” 叙事人站在历史空间的外部,用普适性的语言、情感和思维,去讲述那桩似乎“正在进行”的既往之事。

  小说从“自力更生烧锅炉”的家庭动员会开篇,慢慢向炉中物“普希金”靠拢。拆解开来,可以发现它倒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青年,因教师家庭出身不能考大学,只好当锅炉工。他爱文学,嗜读俄语名著,在本子上抄写了普希金的一首“色情”汉译诗——在1966年的冬天,这一切足以置他于死地。“罪证”必须烧掉。但他住在阶级警惕性特高的铁路工人大杂楼里,没有卫生间和厨房,不敢举火。于是他来到曾经服务过的一对高知夫妻家,给他们义务烧锅炉。他把装着“罪证”的书包藏在这家的储藏间,准备陆续烧掉。家里情窦初开的十二岁女孩出于对青年朦胧的依恋和好奇,偷看他的本子,读到那些诗句,万分惊恐——除了童话,大人的书她只看过《红岩》,因此认定那些字句是可怕的。她报告了父母。父母惊恐万状——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已够罪过了,“他这是想害死我们?”连夜把普希金们扔进锅炉里烧掉。第二天,他们赶走了年轻的锅炉工。这青年欢快地回家了——多么好,那些“罪证”不经他手就化为了灰烬。

  整篇小说以全知视角叙述,依着时间的流动,视点先后落在“父亲”、“女孩”和“年轻的锅炉工”身上。视点的每次聚焦,都呈显一个小世界——父亲恐惧和“原罪”的世界,女孩纯情和遐想的世界,青年锅炉工幻灭和无奈的世界……一个个小世界的叠加,最后拼贴成一个大残酷:在1966年北方的冬天,忧郁真挚的普希金竟成一群羔羊的噩梦;当羔羊们成功粉碎了噩梦的威胁,他们身上最温润的珍宝亦随之粉碎了:女孩成为萌芽状态的告密者,她的父母出演见死不救的角色,锅炉工沦为“嫁祸于人”的险恶之徒,只是未遂罢了——幸亏普希金被及时扔进了锅炉里。这不是一出家破人亡的惨剧,而是在家破人亡的恐惧中,心灵之死的悲剧。

  4

  在最深处,力量来自诗之光耀

  这种激活生命同情的“反陌生化”手法,其深意值得玩味再三。由于遗忘教育的多年遮蔽,“文革”往事已渐渐失真,在青年人眼中愈来愈像一则抹黑的谣言,一个可疑的传说。这种经验感的断裂比理念的鸿沟更可怕。因它从直觉和情感的层面拔除了历史意识,拔除了后来者对既往之事移情和体验的可能,因此,也势必切断“绝不让惨痛历史重演”的路径。《1966年》以当下之人的感知方式还原彼时的生命经验,即在弥合经验感的断裂,其对抗遗忘的审美与道德力量是润物无声,难以抵挡的。

  我们需要探究这力量的来源。它不只来自作家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批判意识和叙事技艺,更来自她的爱与自由的意志,她的生命与道德的自觉,她的内与外、热与冷、善与恶、姱与丑的辩证法,更重要的是,来自她的诗之光耀。在王小妮的故事中,诗之光芒照耀孩子,也照耀大人;照耀良知本能无法磨灭的人,也照耀为历史浊流增添泥沙的人;照耀自杀和失踪,也照耀依恋与诺言……一切对空间、氛围、人物角色的设计和勾画,皆源自作家对世界整体的诗性认知和隐喻。因此方寸之间,生命之奔流无休无尽。它有着坚硬的柔软,也有如雪下的火焰。

  □李静(文学评论家)

  (此为删节版,全文近期将于书评周刊微信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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