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相对历史书，细微的真实更可靠

　　1966年，王小妮11岁，这是一个孩子慢慢开始对世界形成认知的年龄，而她外部的中国正步入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中。王小妮说那一年她“看见很多，听见很多”，1998年到1999年她为这一年写下11个短篇小说，今年这些小说首次结集出版，名字就叫《1966年》。

　　王小妮笔下的1966年没有残酷和控诉，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两个乡下姑娘为进城看场电影做了精心准备，到了城里却发现因为闹革命，影院早已用做他用；再比如《火车头》，一个孤独的男孩，他的父母被带走，哥哥去北京串联，他整天在火车铁轨上闲逛，受冻挨饿，在一个雪夜他突发奇想在家里的墙上画下了一个巨大的火车头，但却不知道正是在这个雪夜，他的爸爸去世了。

　　但就是在这样平静的笔调下，你不经意间就能感某种刺痛，感到那一年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孤独和困惑、惊恐，感到每个人命运中都潜藏着的让人无奈的戏剧性。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别样的1966年，既陌生又熟悉。

　　在《1966年》的前言中，王小妮写道：“希望这11个故事能留记那一年人世间的最末梢，并依此握有穿越时光的力量。”

　　谈《1966年》 没有想过介入，只是呈现

　　新京报：能先谈谈你的1966年吗？

　　王小妮：1966年，忽然不上学了。临街的楼房被大纸覆盖，风吹纸响。写满字的带红叉和一串惊叹号越来越大的大字报从三层楼直垂下来，很多人围看，还边看边记，从来没见过的热闹。街头解放牌卡车派“号外”，撒传单，有满是字的，有漫画，丑化了的刘少奇有大红头的鼻子，还布满黑点，没少照着临摹。见到过从一间阴暗屋子里拉出一个平躺着的人，最先出来一双瘦的赤脚，周围人都在小声说自杀。听说有人从报社楼上往斯大林大街上跳（现在改成人民大街），没死，脑袋缩进了胸腔。刚开始记日记，被父亲搜到，被再三叮嘱：不能记日记，改掉拿着笔随手乱记乱画的毛病，特别是不能在有大幅照片的报纸背后写字，时隔27年，直到1993年才开始记日记。

　　上面只是临时想到的，更多细节都在淡忘中。

　　新京报：《1966年》中的11个小说描述的都是动荡一年中非常日常的生活，这是你希望自己的小说介入历史、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吗？

　　王小妮：无论历史或现实，日常才是基础，包括我的文字和平时的阅读，都更喜欢沉实平淡的。从没想过介入，只是呈现，我们无力介入。

　　新京报：你以前接受采访曾说自己的作品中描述针刺的常有，涉及真正刀伤的好像几乎没有，《1966》的写作也是如此，为什么你的写作选择避免刀伤，避免这种冲突？

　　王小妮：没有有意避免，我的关注和兴趣就在那儿。对于非黑即白和直截了当，有天然的抵触和抗拒。

　　新京报：你也说过写作中注定有些东西是要沉下去的，《1966年》你选择沉下去的是什么？

　　王小妮：显现在最表面的，又容易又不费力气能接触到的自然是历史课本，我刚看到一个版本的中学课本，1966到1976的十年，不到十行字，涉及那个年代的图书非常少，少到不合乎一般常识了。

　　而真正能充实和支持史实的恰恰是那些琐细的部分，包括心理的部分，它不容易被抽离被总结概括，更快更轻易被忽略掉，像细沙注满了缝隙，这才是最可能还原出血肉的部分。虽然历史不可能完全还原，相对历史书，细微的真实更可靠。

　　而真正能充实和支持史实的恰恰是那些琐细的部分，包括心理的部分，它不容易被抽离被总结概括，更快更轻易被忽略掉，像细沙注满了缝隙，这才是最可能还原出血肉的部分。

　　谈创作 小说更需要理性，诗更随性

　　新京报：你说不喜欢在小说中追求故事，能谈谈你理想的小说写作的样态吗？你希望小说体现的是什么？

　　王小妮：讲故事只是一部分叙事的终点，不是所有人都追求这个。你说到体现，我喜欢的小说里，可能比“说故事”更可怕的是要“体现”。

　　有各种各样的叙事，我想把读者直接带进来，试试可触碰、可感知、可跟进的滋味动作和态势，更愿意在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地方找到事儿，每个人的兴趣点不同吧。

　　当然，这也涉及比写作还要大或者广阔的判断，我们本身身处在一串偶然中，本没有必然，也就没有固定的故事和所谓的故事的必然走向和结局，永远无力、永远攒劲、永远懵懂，本身就是这样，幻想握有控制力是因为没可能获得它。

　　新京报：写作小说与写作诗歌，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王小妮：两个完全不同的文体，语言不同，构建方式和节奏不同，小说会舒缓松弛些。平时，它们在脑子里都只是一闪而过的碎片，有些记下来，有些忘掉。但小说更需要理性，要清楚它的构造，诗更随性，诗更没有预知的走向。

　　新京报：有没有哪些小说对你产生过影响？

　　王小妮：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吧。好些年不翻小说，上世纪80年代初，大量的翻译作品涌进来，那时候读得多一些。渐渐对翻译有了怀疑，渐渐读得少。

　　谈历史与现实 对于历史或现实，角度尽量多元

　　新京报：你在《上课记》里曾写，“从来没有对我以外的世界投入过热忱和主动，自愿又快乐地参与到对现实的‘建设’中”，但我感觉你关注社会，也不反对写作介入历史与现实，这两者该如何平衡？

　　王小妮：我一直是旁观和被动的，看看身边的人，有多少是热忱和主动地投身给它，谁能持续地拿性命去投入其中？我们多需要好好看蓝天上跑得飞快的云彩，看看刚要开的花。

　　我只是做了一个还有知觉的人所能做的。那些东西挑衅一样在找你，用它的刺扎你，你能把你经历过的忘得一干二净？能对电脑一角忽然闪跳出来的“突发事件”框全没知觉？除非你有意逃避，装聋作哑。

　　曾经我发一条微博说写写1966，有人转发问：为什么是1966，六六大顺吗？这种天真的询问让我愣了一下，后来问了，是个初一学生，初一的历史还没讲到这一节，家里的大人考虑到负面事物对孩子的影响，始终没讲过1966，所以，1966这串数字对于一个少年就剩了六六大顺。好在，当天下午，这学生就问了家人，一下子知道了那一年里的很多事，因为长辈们没忘记，只是没有对少年说。

　　新京报：《上课记2》中你曾发问“孩子不应该由长辈温和地牵引着去认识这个世界吗？”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在保持宽容的同时看待那段历史，或者正在发生的不公平的现实，究竟应该如何区分善与恶？

　　王小妮：历史和现实中的任何具体事件都有它自己的个性，我关心的常常是这个性本身，它可能潜在的那些心理的，可能被一掠而过的感受。从这个角度说，它常常是简单的善或恶不可能涵盖的。善或恶都不可能单独孤立的存在，我对它们的复杂性有兴趣，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对事物的判断不是简单到非善即恶。

　　对于历史或现实，我的角度主要不是怎样宽容，而是尽量多元，也试图把这样的角度介绍给学生们。

　　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