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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荣:东村的昨天已不可能复制

一段和中国实验艺术有关的短暂历史

2014年03月2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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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荣为张洹离国前做的最后一次大型行为艺术表演《为鱼塘增高水位》所拍的图片。
马六明表演完艺术实验《芬·马六明和鱼》后,第二天仍保留着烧焦的鲫鱼,他把鲫鱼放在枕头边,荣荣拍下了这个画面。
《荣荣的东村》
作者:巫鸿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1月
荣荣,1968年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992年在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摄影教研室学习,1993年搬至北京郊区的东村,开始对东村的年轻前卫艺术家进行长期拍摄,1996年创办《新摄影》杂志,2006年创立“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位于北京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的蓝色港湾商业区,今天充溢着国际化的繁华,很多喜爱文化的人曾经因为单向街书店而向这里聚集,如今这个文化地标已经东移。在单向街之前,这附近还有一个特别之所在,说它是文化地标有夸大之嫌,因为它不过就是一个破旧的村庄,名曰——大山庄。

  这个村庄因为一群年轻艺术家的聚集而开始变得不一样,他们效仿大洋彼岸的一个另类艺术空间纽约的东村,给自己的住地起了同样的名字。大山庄的历史终止于2002年,和许多破败的村落一样,它被日益巨大、壮丽的城市建筑所吞噬。

  东村的存在是中国当代艺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但它却并没有像同时期的圆明园画家村那样得到广泛讨论。如今巫鸿所著《荣荣的东村》的出现多少让这段历史有机会再次被重提。巫鸿并无意于撰写客观历史,而是从一名东村艺术家荣荣着手,回顾与东村有关的实验艺术。

  1

  前言 为理想相聚

  1993年,荣荣搬进大山庄某四合院的一间偏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这回可以稳定一些,只要能在北京待下来,一切都会解决的。”

  荣荣还在家乡时,他已将自己的表达方式由油画转为摄影。“但我以前拍得是浮光掠影、没有生命的东西,进入东村之后,我开始拍摄与生命有关的、真实状态。”

  最初出现在荣荣镜头中的是大山庄废墟般的空间,一次偶然机会他认识了左小祖咒,为其拍照,将视角自然转向了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们,“我拍摄他们的生存状态,我感兴趣的是从外地来这里流浪、寻找梦想的人,他们的身份和我一样,他们究竟来这里干什么?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社会看似更开放,但背后是思想解放的终止,以及全民下海潮流的形成,“想象中的北京应该是艺术自由的世界,但要和人家交流的东西还是不能被理解。别人都在谈下海挣钱,但我们谈论的都是精神上的理想,谈有什么东西想去表达。”

  2

  《12平方米》 在群体里成就个体

  正是在谈论的饭桌上,“东村”这个名字得以形成,共同做些艺术项目的想法也开始浮现。东村艺术家群体第一个合作的项目是《12平方米》。1994年的一天,张洹赤裸全身,涂满鱼腥和蜂蜜在公共厕所待了一个小时。荣荣作为摄影师全程参与其中,“我和张洹的感受是同步的,苍蝇爬进他的鼻子,蜜蜂停在他的耳朵上,我也会屏住呼吸,体验这个时间。”荣荣通过拍照给了这个作品一种新的诠释,张洹的设想只局限于公共厕所的空间,但荣荣的镜头记录了张洹走出公厕,走入池塘洗去污垢的全过程,“看着他到湖里沉下去,再出来,我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荣荣道。

  这种合作方式正是东村的独特之处,相较于以独立创作为主的村庄,“东村群体最大的意义在于它的形成是通过行为艺术家和摄影家的密切协作,通过充当彼此的模特和观众,为相互的作品提供了灵感。”巫鸿在书里写道。荣荣同意这样的总结,“我们真的是一个群体,作为群体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荣荣认为在合作中,每个艺术家又都完成了自己独立的作品。

  3

  《芬·马六明的午餐》 

  只存在一天的“北京东村”

  从时间的角度诠释,东村的存在的确只是瞬间。就在《12平方米》完成不到半个月,东村群体因一次意外被迫解散。1994年6月12日,马六明在院子里进行《芬·马六明的午餐》的行为艺术表演,他赤身裸体在灶台前煮土豆,然后将土豆埋在土里。表演一结束,警察以其中有猥琐内容为由把在场的人带走了。紧接着,包括荣荣在内的艺术家们从村子中被赶了出来。

  就在前一天,写着“北京东村”的牌子刚刚在村口立起,“那天张洹做《65公斤》的行为艺术表演,为了方便朋友找到他,他做了个标牌,这个牌子只存在了一天。”荣荣说。

  朋友被捕给荣荣带来很大冲击,“心里很害怕,不知道事情怎么变成了这样,好像我们做艺术突然和政治发生了关系,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大家热情正高,就戛然而止了。”

  之后荣荣回了趟老家,他开始写诗“即是图片的凝固,又能诉说些什么?”荣荣对记者回忆,“你的乌托邦和现实对接不上,我拍得东西不能和亲人交流,他们会觉得你怎么拍这种东西,是有病吗?不过这种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大家还是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

  4

  《为鱼塘增高水位》 

  我们不再需要彼此

  荣荣回京后搬到六里屯,马六明释放后住进安家楼,张洹则住到了豆各庄。巫鸿认为此时的“东村艺术家”有了更广义的界定——这个称谓开始泛指具有类似理念和洞察力的同伙行为艺术家。

  这些艺术家再次合作,荣荣在其中的身份也有变化,在《原音》中,荣荣转变为表演者。《原音》由多位艺术家合作,每名参与者设计自己的行为作品,依次完成。荣荣在其中以摄影师的形象出现,他对着一个女孩猛按快门,但相机中并没有胶卷。《在第三类接触》中,荣荣提议马六明与张洹一起做些什么,他认为两人反差极大的外形会碰撞出些新鲜东西。

  艺术家们越来越独立的身份,预示着东村艺术家合作的解体。在和张洹最后一次合作的《为鱼塘增高水位》,荣荣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充满认同,他说:“我把拍东村的照片给他看后,他觉得视觉是特别重要的,这限制了他,他之后的行为基本不是做行为,是摆拍。”

  荣荣承认自己也有转变,“这种变化是肯定存在的,不可能每个人都死守一辈子,在朦胧的时期大家一起参与,一起交流,但后来大家在艺术的道路上相对成熟,你不再需要我,我也不再需要你,我们现在做艺术已经可以自己实施,还非得把老朋友叫在一起吗?昨天已经不可能复制了。”

  尾声

  在不久前的新书见面会上,有读者问荣荣现在经过东村会有什么感受,“错觉”荣荣说,“那时确实有很多快乐,但也有很多困境,要承受很多,像过街老鼠一样,有人问你们是不是在吸毒?哪能吸毒,房租都交不起……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黑色的年代,最好消失吧,只要我的照片留下来就可以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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