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会战，两度御敌

　　抗日战争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许多相关著作，史料单薄，内容大而化之，不是可信度不高，就是尖锐的斗争，辩论无聊的话题，如抗战爆发时间，田中奏折真伪，谁是抗战主力等话题，但对历史研究意义非常有限。近日，非专业研究者谭飞程的《赣北兵燹:南昌会战》面世，本书是一本专门研究南昌会战的专著，在抗战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中日史料对照辨析

　　中方的歼敌数字，没有日本方面的资料佐证，可以直接丢弃不用。

　　国内主流抗战史研究的短板是，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基本局限于一方的材料，比如对中日外交研究，甚至日本内部发展，都极少使用日文资料，即使有也是中文翻译（部分是删减本）版，从中可以清楚看到，作者根本不懂日文。《赣北兵燹：南昌会战》利用了不少日文材料，既有原始档案（来自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有部队战史，资料书。还有日本学者研究成果，共计60余种，这在国内抗战史研究（甚至是中日关系）中是非常罕见的。

　　而对于中方史料，使用更是丰富，不但有档案，口述，年谱，还有网络资料。这些对于一个非学术圈，甚至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的人，需要付出多少心血！有了这些是否一定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呢？答案是否定的，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战报受主观影响很大，当时中国所有电报，战报统计数据，都不太可信，特别是歼敌数字，没有日本方面的资料佐证，可以直接丢弃不用”。“大陆的文史资料和台湾的传记文学，回忆文献均带有强烈的官方背景，在叙述上有时代政治色彩，不可轻信”。（序言6页）在第11章附注部分作者分别指出了中、日双方史料都存在夸张，不可靠部分（194-195页）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有着很高的警惕性，没有被双方原始记录所迷惑和误导，凸显了深厚的功力。

　　情报、指挥、后勤均不及日军

　　南昌会战，第一阶段作战损失4.2万多人，仅仅毙伤日军2200多人，比例是19比1。

　　南昌会战，从战略上讲日军略胜，但相差不远。中日双方均没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日本方面看，夺取了南昌，打击了中国第九战区的抗战主力，但是未能有效歼灭。从中国方面看第一阶段作战损失4.2万多人，仅仅毙伤日军2200多人，比例是19比1。第二阶段没有日军详细的伤亡数字，但很难认为受到严重损失。（372页）

　　从战术层面讲，中国方面一败涂地。在情报工作方面，中国情报收集单一，效果很差，采取都是人海战术和利用本土作战的优势弥补。虽然有个别灵光一现的时刻，但总体讲对日军的动向，部队内情基本属于半盲的状态。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对当面日军的判读有了明显提升，没有特别荒诞离谱的地方，这主要得益于根据日军尸体上搜集的部队信息、文献材料和审问战俘。

　　而日军在战争开始前就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派出大量人员，使用各种身份和不同方法和手段（如使用航空手段对军队的行军路线），了解中国军队的信息，这使得双方在交战前对对方了解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战争开始后，日军的情报水平却没有明显的提升；在武器质量、士兵素质、后勤的补给三个影响战争重要的方面，中国与日本都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从指挥上看，中国方面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过于怀疑基层的执行力，罔顾当时的不利局面，顽固地要求部队去限期夺回已经失陷的南昌城，把自己不久前所说的不以南昌得失为要，可以不重得失的话，完全抛弃。

　　而前线指挥官罗卓英则属于长于谋划，短于决断的典型，在部署修水防线时，他极为用心，战争过程中也谋划了很多反攻和调整，努力改善局势，但他高估自己的实力，做出很多部署但都远远落后于形式，特别是对日军的攻击方向判断延迟或有误（375页）而对冈村宁次作者明确指出：“为日军将领中的佼佼者，知人善任，作战中对每一个环节都把握到位，调整及时，始终左右着战场的主动权”。唯一缺陷就是误判中国的第19集团军已经溃灭，急于占领南昌城，未能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376页）

　　从以上多面总结可以看出，这次会战的结局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而是多项因素的组合，也是中日双方在战争初期阶段总体实力的对比。

　　整体落后导致作战劣势

　　日军的粮食供应和武器装备，远非中国军队可比。

　　做抗战历史，中国学者基本都是预设立场，愤怒声讨侵略者，著作中大量情绪化语言，但对史实重建，事件来龙去脉，弄不清，使用统而言之的做法。本书作者有很多真知灼见。对于互联网出现的为汪精卫说好话，或曰翻案的文章，作者则明确指出：“如果说低调俱乐部成员，放大了中国的困难，忽视了日本的困境，对抗战局势产生误判，还可以说是当局者迷，那么重光堂会谈一波三折之后，面对明显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条件，还要往里面跳，那就是汉奸无疑了。而某些史学专业人士（非近代史领域）面对如此清晰的历史，还要信口雌黄，那就比汪、周之流还要不如了（序言5页）。”简单两句话，点出了翻案者的愚蠢头脑和下贱人格。

　　历史研究要针对历史条件。当时中国整体落后，这种落后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不能将抗战责任完全归结到某一个政府某一个党派或者某一个人的头上（序言7页）。作者在书中列举，南昌会战前后，日军106师团记录显示，日本士兵每人每天640克精米，200克精麦，150克罐装肉，20克浓缩酱油，而军马则是每天大麦2.5公斤，食盐30克，其他饲料则就地搜集（60页）。从这些简单数字，可以清晰看出中日之间在后勤方面的悬殊差距。从部队的武器装备看，日军除去步兵师团外，还有野战重炮联队，独立山炮联队，独立迫击炮大队，独立攻城重炮大队装甲兵部队。同时为了更好发挥上述武器单位的作用，日军专门配置了一定规模的测绘、工兵部队。同时还配有一定规模的空军，用来配合作战。这些都是同时期中国军队少有或者根本没有的。

　　总体讲，本书是一部难得的抗战军事研究杰作，是献给那些在这场全民族卫国战争中献身官兵的。

　　□张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