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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汇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曾从一间蒙学馆,扩大到具有中学、大学的知名学校。
时至今日,1926年汇文首位国人校长高凤山提出的校训——“智仁勇”仍在汇文中学沿用;而“全人教育”的办学宗旨,则在传承中得到发展。经历140余年沧桑巨变,汇文中学的淡然从容,感染着每个汇文人,也包括一校之长陈维嘉。
这个对学生随和、没架子,在老师和同行眼中“敢想敢干”的校长,给人的最大感觉是儒雅、沉稳却不失敏锐,与印象中的汇文“气质”颇为契合。
对于时下热议的教育公平问题,陈维嘉的看法也很淡定:适合的,就是好学校,单凭升学率区分“优质校”和“薄弱校”,不能说不客观,但至少不公正。
1989年,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正式复名“北京汇文中学”。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至今,全国大概有30多个院士曾在该校就读过小学和中学。
1976年2月,原北京市第49中学礼堂里,数十位从“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数月归来的青年们正等待着分配工作,陈维嘉是其中一员。他记得,那一年,二十六中办公室负责学校保卫工作的干部,把同期分配的4个年轻人领到了学校,18岁的陈维嘉成了一名政治老师。
如今,当初分配来二十六中的4个年轻人,只有他一人仍留在这里,到今年已有38个年头。
“孩子头”靠玩降服学生
陈维嘉的第一节政治课,就是读报纸给学生听。“读报纸上的社论,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当时的政治课都这么上。”不过面对“老师18岁,学生14岁”的现实,陈维嘉怎样降服学生呢?
“玩儿啊!”陈维嘉说,当时他就是“孩子头”。因为热爱运动,那时常常是早中晚一天三场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老师一组,学生一组打对抗赛。
如今,陈维嘉乐观外向的性格中,多了几分沉稳和谨慎。朋友微信加了陈维嘉,却发现他从不发言。“网上发东西我有些顾虑,但是我会经常去看别人怎么说,会把一些认为好的内容收藏起来。”
赴日深造主攻学生学习评价
1991年,教育部选派优秀教师赴日本留学,北京共选派了3位基础教育教师,他就是其中之一。突击学习日语半年后,他选择到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心理学系,主攻学生学习评价,研究如何评估一个学生的学习状态。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这种提法。
当时,国内还只是很简单地以分数为标准,考得好就是学习好,并不考虑分数之外其他的东西。在日本的学习让他意识到,分数并非唯一标准,每个成绩背后,还有家庭、心理、环境、追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学习结束时,导师挽留他在日本继续深造,他谢绝了。
综合分析重构评价体系
回国后,作为校长助理,陈维嘉向学校申请、设计了大量量表、重新建构学生评价体系。与他共事多年的一位老师回忆,那几年他每次做总结分析时,手上总有一堆表格,其中用到的各种算法大家不一定都能弄懂,但结果还是揭示了不少问题。
陈维嘉推行的这套叫做《相对基础评价》的体系,要先看孩子基础情况,观察一段时间后,再测算学生进步幅度。这样,考评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一个班级甚至一所学校,不再只有一纸成绩单。在汇文中学,这种统计方式经过改良,沿用至今。
“分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使用。这套评价体系就能鼓励不同班级的教师以同样的干劲面对学生,争取让每一个人都相对于自己取得进步。”
音声
只有当平等的观念建立了,教育产品丰富了,评价标准多样了,今天再谈教育公平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 ——陈维嘉
■ 校长谈热点
教育公平:适合的,就是好学校
对于时下热议的“教育公平”问题,陈维嘉认为,要想达到教育公平,必须在三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是人的思想观念要转变,我们必须建立平等的观念,不能单纯以职业或收入多少看待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如果没有平等的观念,谈任何公平都不会有结果。”
其次,保证公平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学校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育产品,这体现在要建立和发展满足不同类型学生需求的特色学校。“政府在引导办学的时候,除了要求学校完成学生最基本的学业需求之外,要大力倡导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特色学校。要为一群有同样爱好兴趣,有个性特长的学生开设适合其发展的专门的课程”。什么是好的学校?他的观点是:适合的,就是好的学校。
他还主张,区分优质校和薄弱校不能单凭升学率作为考核标准,“你不能说这个标准不客观,但是我认为它不公正。”
“只有当平等的观念建立了,教育产品丰富了,评价标准多样了,今天再谈教育公平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陈维嘉说。
■ 对话
允许学生犯错
新京报:汇文有140多年历史,她的办学理念传承了这么多年?
陈维嘉:她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老学校。1926年,一位叫高凤山的校长上任后就提出了汇文学校的教育理念——全人教育,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中第一个就是增进身体健康,第四个才是关于学业的要求,叫预备升学基础。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引下,培养出的人才多种多样,搞政治的、科研的、军事的、经济的……这种风格对后来汇文办学一直都很有影响,今天的汇文仍然坚持全人教育的办学理念,但内涵更丰富、更与时俱进。
新京报:现在的学生与过去变化很大,学生的变化会改变你的风格吗?
陈维嘉:在网络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相对于过去现在学生的知识面相对宽了,知道的门类比较多了,但往深里思考稍显薄弱,尤以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更突出。我的风格一直在保持,不会因学生刻意改变。但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有时我也得时不常地说些网络语言。
新京报:你能理解当下学生的一些行为吗?
陈维嘉:不一定都能理解,但我有一个理念,我经常对老师们讲:我们做教育工作者的,要允许学生犯错误,但不是在放任。教师的责任在于告诉学生为什么错了,怎么避免错误,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这才是教育者的职责。因为我们也是在不断犯错误中成长起来的。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杜丁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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