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观察
中信能否借助香港成熟的法律及资本市场环境,对集团各业务板块的战略定位及协同机制进行制度化规范,真正实现由“邦联向帝国”的转变,是这桩交易的最大看点。
3月26日夜间,在港上市的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将以现金加发售新股募资的方式,收购其控股股东中信股份100%股权,预计交易规模达3000亿港元。而由于中信股份事实上包含着央企中信集团绝大部分净资产,因此这一收购行为也将成为中信集团试图实现在港整体上市的最新实质性举措。
有关中信集团在海外整体上市的构想可谓由来已久。早在2008年,中信集团就已公开提出整体上市之构想,而在2010年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则更进一步表示,由于旗下已有十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受国内法律环境之约束,中信集团将寻求在境外整体上市。但直到三年后的今天,中信才真正提出整体上市的详细方案,这一时点的选择则是由主客观两方面因素所决定。
就客观而言,即便中信集团选择在境外实现整体上市,也首先需要保证在中信集团及中信股份层面实现股权关系的明晰,清理可能存在法律瑕疵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改革开放之初便已成立,而今体量巨大的中信来说,集团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企业到去年方才完成。
另一方面,作为央企,中信整体上市的境外首选地自然是香港市场,可从2008年至今,香港市场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市况低迷。如新华人寿、中国人保、徽商银行等在过去三年间登陆港股的内地金融企业,均曾在IPO定价及募资规模方面遭遇窘境。直到去年下半年以来,整体市况才开始明显转暖。
相比之下,促使中信在此时推动上市的主观因素,则更能帮助人们读出这桩交易所蕴含的深意。首先,作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决议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的新一轮改革已是箭在弦上。而中信这样体量庞大且业务高度多元的央企实现境外整体上市,自然被视为高层摸索国企深改的新样本以及对国企深改的决心宣示。
对中信泰富而言,此次收购中信股份的交易已明显触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有关“反向收购”即借壳上市的条款,因此这桩交易仍会被视同首次公开募股(IPO)。既如此,中信集团为何不选择直接IPO,而是仍然要借道中信泰富。更深层次的考量,或在于将仍有大量私人股份的窗口公司中信泰富彻底纳入国资整合的轨道,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或权贵资本牟利的质疑。
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对国资委还是中信集团自身而言,目前总资产达千亿量级、业务触角由重工、金融、房地产一路延伸至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的中信集团,在不同业务板块的协同效应乃至集团整体控制力方面,却始终不够理想。这其中,固然有中信集团高度放权的经营考量,但也有着诸多商业外因素。
因此,虽然中信旗下多家公司均成为各自行业翘楚,但中信本身更类似于松散的企业“邦联”。这已然对中信集团在更高水平的商业竞争中占据优势,构成阻碍。
如今,通过在法律及公司治理环境都更为完善的香港整体上市,中信集团亦将引来全面优化治理机构的契机。中信能否借助香港成熟的法律及资本市场环境,对集团各业务板块的战略定位及协同机制进行制度化规范,真正实现由“邦联向帝国(联邦)”的转变,是这桩交易的最大看点。
□华化成(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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