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蛮夷到华夏：楚国之路(1)

　　从传说到信史 从部落到封国

　　代表人物：祝融、鬻熊、熊绎

　　标志事件：南迁；辅佐周文王；受封于周

　　如同楚国头号文化符号屈原著名的“天问”：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类的历史远早于文字记载，因此任何民族追溯往昔，最终都不免扯到神话上。

　　楚国人追认的远祖，就是一位半神话人物，火神祝融，而传说中祝融又是“五帝”之一的帝喾的司火之官。由此可见，楚人祖辈也是根正苗红的“华夏正朔”，并且与权力核心人物关系很近——考古发现也可提供佐证，楚人的源头被确定在今河南新郑一带，彼处正是早期华夏文明圈的主要区域。

　　楚人先辈后来离开中原，南下发展。这个过程中，历史也逐渐进入信史时代，有可稽考的“楚人始祖”登场了。此人名叫鬻熊，是楚人部落的酋长，古籍中关于他年龄的记载十分混乱，但大致可确定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当时正值商周之际，相传鬻熊还曾做过周文王的顾问。周伐商之战，楚人缺席了，但还是从商周易代中获得了政治利益，鬻熊的曾孙熊绎（鬻熊后人以其名“熊”为氏），被周政权授爵，封于丹阳（一般认为在今湖北省西北部，具体地点待确认），其时大约是公元前1010年左右。

　　这便是楚国最初的雏形，楚君爵位只是子爵，“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系统中的倒数第二，按规制，“子男之地五十里”，也就是说版图只有方圆五十里，“相当于末等小国”。并且周人认为虞人、夏人、殷人、周人是文明的，称为“华夏”，其诸国诸族称为“诸夏”，诸夏之外的族群落后，称为“蛮夷戎狄”，楚人也被视为蛮夷。

　　不过楚人所居的丹阳，地处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的连接点上，又远离中原纷争，很具发展潜质。如张正明在《楚史》中所写：“他们像一颗来自北国的良种，落进了南国荒芜而肥沃的土壤，可能遭虫豸啮食，可能被风雨摧折，但也可能生得出众，长得非凡，这就全取决于努力和机缘了。”

　　从自居蛮夷到文化独立

　　代表人物：熊渠、若敖、蚡冒

　　标志事件：熊渠封其子为王；向周边扩张

　　自熊绎立国，经过约150年的辛苦经营，到了公元前9世纪中叶，熊绎的玄孙熊渠时代，楚人慢慢转弱为强。

　　熊渠胆识过人，善射，《史记》说他射艺超过后羿。在政治方面，熊渠善于审时度势，当时周朝中央政府是周夷王当政，西周国势已衰微，他趁机“兴兵伐庸（今湖北西部）、扬越（今淮河流域），至于鄂”，拓展了楚国的领地。

　　并且，熊渠凭借国力激增，试图挑战周朝的礼法制度，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为托辞，不顾“子男”的卑微位份，擅自立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周夷王之后，其子周厉王即位，凶名在外，熊渠担心他来伐楚，又削去了儿子们的王号。

　　周厉王是著名典故“道路以目”的主角，他的暴政导致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他被迫流亡客死于彘（今山西境内），没来得及征伐楚国。不过同时期的楚国也在熊渠去世后陷入乱局，一连串宫廷政变中，前后八位国君渐次登场。公元前790年，新国君熊仪即位，奋发图强，国势有所好转，熊仪去世后被尊称为若敖，此即楚君有谥之始，若敖之孙蚡冒为政残暴，被谥为“楚厉王”，但任内也开疆拓土，进一步增强楚国实力，蚡冒于公元前741年去世，他与若敖被形容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受到赞扬。

　　在若敖的时代，西周中央政权瓦解，公元前771年犬戎破西周都城镐京（今西安西北），杀死周幽王，次年周平王携周室东迁于洛邑，自此东周时代开始，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大大下降，给了诸侯坐大的机会，在汉水以南，没有一个能够威慑楚国的权力实体，此时，对于楚国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和风险。

　　另一方面，在文化认同上，楚国仍然趋向周朝，直到若敖、蚡冒时代，贵族们仍然以效仿华夏礼制为荣，铜器多有模仿，了无新意。同时，随着对周边扬越、楚蛮、巴人等民族的征服，融合“蛮夷”元素的楚文化开始萌芽，融合了华夏和蛮夷形态、工艺、性能的楚式鬲的出现，被认为是楚文化相对独立发展的证明。

　　从追求晋封到自尊为王

　　代表人物：武王熊通

　　标志事件：自立为王

　　蚡冒死后，其弟熊通杀死蚡冒之子夺位，楚国迎来了一位强人领袖。熊通任内灭权国（今湖北当阳县东南），以其故地为权县。中国政治史上，以“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乃从熊通设权县始，其影响持续至今。

　　公元前706年，熊通跃跃欲试，准备伐随，这一仗最终没有打成。据《史记》说，和谈时，熊通要求随国替楚国要挟周天子，他提出：“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侯迫于形势，只得照办，派使者去见周天子。

　　熊通所说的“观中国之政”，意思是介入中原政局。两年后，随国通报楚国，说周天子拒绝提高楚君的名号。熊通听说，大怒：“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他自立为楚武王，周天子及诸侯们也拿他没办法。

　　其后，熊通再次伐随，经过几场胜仗，楚国已确立在汉东的霸主地位。重要的是，在灭掉他国或让其臣服外，楚武王还有一种对待周边国家的方法，即《左传》中所说的“大启群蛮”——开发、启迪他们，统一到楚国名下。学者郭德维认为，这大大加强了楚国境内的民族融合，特别是与少数民族的同化、融合，充实了楚的国力。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时，周天子召见诸侯，指责熊通自立为王。随国对楚的态度随之变得冷淡，楚武王再一次大举伐随，出征前，他感觉心律不齐，告诉了夫人邓曼。邓曼忧心不已，她对武王说：“大王的福寿可能要到头了！只要将士没有损失，即使大王不幸在途中辞世，这也是国家之福。”征途中，武王不久突发心脏病，他坐在一棵樠树下休息，当即去世。

　　张正明认为，武王留下的遗产中，尤为珍贵的是发愤图强的锐志和领异标新的勇气。“武王的名言‘我自尊耳’，并非夜郎自大，而是自尊心和独创性的天然流露。”

　　B03-B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下转B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