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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为学 力行恒久

2014年04月1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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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茅海建

  1954年,生于上海。

  1980年2月,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学士。

  1982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毕业,历史学硕士,师从陈旭麓。

  1982年11月-1989年10月,任军事科学院百科全书编审室助理研究员。

  1989年11月-1999年3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9年4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09年至今,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茅海建是严谨的学者,平日的生活刻意保持简单与清索,规避喧嚣人事而勤耕史料之海。很多文史学者借着历史以评析当下社会,或从当下社会所残缺与希冀之处出发,怀着现实关怀重新诠释近代史,渐成公共领域内活跃的知识分子,茅海建仍然将自己关在学术象牙塔之内,执著地把历史真实作为学术研究中不灭的梦境,拒绝以言论介入现实的诱惑,拒绝媒体的采访邀请,拒绝被“公知化”。

  中国每年都会有大量史学论文与专著面世,新潮理论轮番更迭,相关结论随之更妆换颜,而其茁长的根基,却是经不起考证的史实,一场场热闹的推导、演绎、归纳,实为海市蜃楼,别人看着兴奋甚至颇为入戏,茅海建却有些许悲凉,反复强调,现今史学之重,为“史料重建”。

  平和 学术不需要枕中秘笈

  有人感慨,有些文史学者(或写者?),发现一个新史料,就能敷衍成一本书,把历史讲得曲折动人,书与人皆出风头。而茅海建以《天朝的崩溃》出名,之后的书,越写越老实艰涩,比如《近代的尺度》、《戊戌变法史事考》,书中尽是用史料来说明的历史细节,对于习惯从历史著作的阅读中获取如听书般畅快感的读者而言,茅海建的书是繁琐沉闷的,没有宏观的历史叙事,没有精湛的理论演绎,有时连细节都是不确定的,在列举辨析一堆史料之后,茅海建会毫不留情地说,至于事实,仍然缺乏可信的证据。

  关于学术的意义,茅海建自称去了日本才渐明了。那是1999年,茅海建在日本呆了两个多月,京都学派的细密细心让他心向往之,比如,此派学者研究中国外交史,因为不太了解清朝的制度与奏折术语,便自己动手编写辞典,一点点积累起相关知识。日本访学之旅,只有两个月,但茅海建自以为收获极大,最大的收获是明晰了学术的意义:真正的学术是平淡的、平常、平和的,没有太多华丽色彩,也无需那些枕中秘笈;有一颗平实、平静的学术之真心,力行恒久,也就自然地除了平淡、平常、平和,而会成为不朽。

  茅海建对自己的老师陈旭麓有极深的感情,在他为自己著作写的序中,或是论文注解中,常于意料之外蔓逸出对陈先生的思念与敬意,其中深情,自然是在文字之外。2008年陈旭麓逝世二十周年,茅海建在纪念会上回忆陈先生对自己的影响,只用了两个词概括:平常,自然。那是淡然又无限绵长的师生情谊,没有终身受用的警句誓言可以长刻心中,却有各种细节长久回味,“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要回报陈先生,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曾经茅海建指导学年论文的学生谈及茅老师,多有敬畏。因茅海建自己极为勤奋刻苦,对学生们形成了潜在的约束,爬梳史料,绝不敢偷懒。茅师对学术的自律与对学识的赏识,却是相近的坦然真挚,“平日里不苟言笑,若写出让他中意的文章,则有激昂的喜悦”,“在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呆上一小会儿,他的气场就足以影响你一生。”

  散淡 羡慕做完很多事后再离世

  茅海建的文字里,亦很难找到旁逸斜出的意趣,似有意少写较随意或论旨不那么学术化的文字。在今年出版的学术随笔集《依然如旧的月色》的前言里,茅海建反思了自己作为学者的毛病,长期居于学术规范之中,写东西太有腔有调有规范,而无平静闲心去欣赏江河的潮汐、夕阳西下,或是枝上新萌的绿芽,天上灿烂流星……尽管给自己的书起了如此诗意的名字,但书中篇什,除了少数篇忆旧怀人之文,可称得上随笔,其余的文章,大多是考据色彩浓郁的半学术论文。他自嘲说:“真是教书教惯了,什么时候都‘毁’人不倦。”

  而细看他那为数极少的忆旧怀人文,字里行间有一种不受侵扰的平静,抒情表意极为简洁,即便是悼念对那些在他生活与学术生涯中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也是哀而不伤,沉痛或是感激,被他的克制解散成丝丝缕缕状,妥帖地安置于琐碎的私人交往中,很是淡然,反复读之,才能感觉文字之外的深情厚谊。

  比如他写朱维铮意气张扬之外有细腻体贴,“我当时因《天朝的崩溃》稍受小累,他也知道此事,却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善解人意地不提此事,而多次言及他对陈先生的回忆,让我感到温暖。”而写自己对朱维铮的关切,也就一个细节,那是2010年9月,茅海建去探望刚做完手术的朱维铮,当面并没有多谈,离开朱家后,“我到附近书店去看书,却静不下心来,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坐了很久……”

  台湾史学家黄彰健是茅海建极敬佩的学者,他也曾多次在自己的书中向黄彰健致敬。原因为两个,其一,黄彰健在1974年就发现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其二,他很早就提出戊戌政变并非起因于袁世凯告密,但袁世凯告密又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两项发现历数十年光芒不灭,对茅海建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

  而2005年茅海建去台湾见到了这位令自己心生敬意已久的学者,听他谈戊戌变法,“我认为他所讲的证据,尚难以定论,于是没有说话。”之后当黄寄给他关于“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的稿件时,“我因对此题目较为生疏,没有细看,也没有回信”。2009年,黄彰健去世,茅海建写了文章悼念,至文末才表露同情的理解:“黄彰健先生是做完许多事情之后才离开人世的,应当说是没有太多遗憾的。这又是我内心所羡慕的。”与人交往,散淡至此,似乎也是一种境界。

  撰文/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治学一例】

  83万字鉴注2.5万字

  关于史料之重建的实践,最常为人称道的,是茅海建对《我史》的鉴注。十多年前,茅海建初涉戊戌变法研究,面对康有为的《我史》,心情很是复杂。《我史》叙述了康有为从出生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这四十年间(1858-1898)的个人历史。作为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的康有为,其本人的记录,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但已有学者如黄彰健、汤志钧、朱维铮等在研究中发现,康有为此书中作伪。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何处去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很多学人面对这样的困局,选择的是与之和平相处,能绕则绕。而茅海建选择的,是迎面而上:既然《我史》中有伪,作伪也有作伪的理由,本身就值得研究。他决定给《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便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定。

  2006年10月,茅海建在国家博物馆读到《我史》的手稿本(共计四万字),便着手开始鉴注工作,主要针对《我史》中从甲午到戊戌的五年(原稿字数约25000字)。康有为生前未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的后五年,被茅海建花了五年的时间以档案文献严格核对,形成83万余字的鉴注本,相当于对已有的史料进行了重建。史料乃史学之公器,茅海建的核对厘正工作,对后续研究者而言其价值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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