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为学 力行恒久

　　【人物简介】

　　茅海建

　　1954年，生于上海。

　　1980年2月，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学士。

　　1982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毕业，历史学硕士，师从陈旭麓。

　　1982年11月-1989年10月，任军事科学院百科全书编审室助理研究员。

　　1989年11月-1999年3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9年4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09年至今，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茅海建是严谨的学者，平日的生活刻意保持简单与清索，规避喧嚣人事而勤耕史料之海。很多文史学者借着历史以评析当下社会，或从当下社会所残缺与希冀之处出发，怀着现实关怀重新诠释近代史，渐成公共领域内活跃的知识分子，茅海建仍然将自己关在学术象牙塔之内，执著地把历史真实作为学术研究中不灭的梦境，拒绝以言论介入现实的诱惑，拒绝媒体的采访邀请，拒绝被“公知化”。

　　中国每年都会有大量史学论文与专著面世，新潮理论轮番更迭，相关结论随之更妆换颜，而其茁长的根基，却是经不起考证的史实，一场场热闹的推导、演绎、归纳，实为海市蜃楼，别人看着兴奋甚至颇为入戏，茅海建却有些许悲凉，反复强调，现今史学之重，为“史料重建”。

　　平和 学术不需要枕中秘笈

　　有人感慨，有些文史学者（或写者？），发现一个新史料，就能敷衍成一本书，把历史讲得曲折动人，书与人皆出风头。而茅海建以《天朝的崩溃》出名，之后的书，越写越老实艰涩，比如《近代的尺度》、《戊戌变法史事考》，书中尽是用史料来说明的历史细节，对于习惯从历史著作的阅读中获取如听书般畅快感的读者而言，茅海建的书是繁琐沉闷的，没有宏观的历史叙事，没有精湛的理论演绎，有时连细节都是不确定的，在列举辨析一堆史料之后，茅海建会毫不留情地说，至于事实，仍然缺乏可信的证据。

　　关于学术的意义，茅海建自称去了日本才渐明了。那是1999年，茅海建在日本呆了两个多月，京都学派的细密细心让他心向往之，比如，此派学者研究中国外交史，因为不太了解清朝的制度与奏折术语，便自己动手编写辞典，一点点积累起相关知识。日本访学之旅，只有两个月，但茅海建自以为收获极大，最大的收获是明晰了学术的意义：真正的学术是平淡的、平常、平和的，没有太多华丽色彩，也无需那些枕中秘笈；有一颗平实、平静的学术之真心，力行恒久，也就自然地除了平淡、平常、平和，而会成为不朽。

　　茅海建对自己的老师陈旭麓有极深的感情，在他为自己著作写的序中，或是论文注解中，常于意料之外蔓逸出对陈先生的思念与敬意，其中深情，自然是在文字之外。2008年陈旭麓逝世二十周年，茅海建在纪念会上回忆陈先生对自己的影响，只用了两个词概括：平常，自然。那是淡然又无限绵长的师生情谊，没有终身受用的警句誓言可以长刻心中，却有各种细节长久回味，“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要回报陈先生，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曾经茅海建指导学年论文的学生谈及茅老师，多有敬畏。因茅海建自己极为勤奋刻苦，对学生们形成了潜在的约束，爬梳史料，绝不敢偷懒。茅师对学术的自律与对学识的赏识，却是相近的坦然真挚，“平日里不苟言笑，若写出让他中意的文章，则有激昂的喜悦”，“在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呆上一小会儿，他的气场就足以影响你一生。”

　　散淡 羡慕做完很多事后再离世

　　茅海建的文字里，亦很难找到旁逸斜出的意趣，似有意少写较随意或论旨不那么学术化的文字。在今年出版的学术随笔集《依然如旧的月色》的前言里，茅海建反思了自己作为学者的毛病，长期居于学术规范之中，写东西太有腔有调有规范，而无平静闲心去欣赏江河的潮汐、夕阳西下，或是枝上新萌的绿芽，天上灿烂流星……尽管给自己的书起了如此诗意的名字，但书中篇什，除了少数篇忆旧怀人之文，可称得上随笔，其余的文章，大多是考据色彩浓郁的半学术论文。他自嘲说：“真是教书教惯了，什么时候都‘毁’人不倦。”

　　而细看他那为数极少的忆旧怀人文，字里行间有一种不受侵扰的平静，抒情表意极为简洁，即便是悼念对那些在他生活与学术生涯中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也是哀而不伤，沉痛或是感激，被他的克制解散成丝丝缕缕状，妥帖地安置于琐碎的私人交往中，很是淡然，反复读之，才能感觉文字之外的深情厚谊。

　　比如他写朱维铮意气张扬之外有细腻体贴，“我当时因《天朝的崩溃》稍受小累，他也知道此事，却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善解人意地不提此事，而多次言及他对陈先生的回忆，让我感到温暖。”而写自己对朱维铮的关切，也就一个细节，那是2010年9月，茅海建去探望刚做完手术的朱维铮，当面并没有多谈，离开朱家后，“我到附近书店去看书，却静不下心来，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坐了很久……”

　　台湾史学家黄彰健是茅海建极敬佩的学者，他也曾多次在自己的书中向黄彰健致敬。原因为两个，其一，黄彰健在1974年就发现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其二，他很早就提出戊戌政变并非起因于袁世凯告密，但袁世凯告密又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两项发现历数十年光芒不灭，对茅海建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

　　而2005年茅海建去台湾见到了这位令自己心生敬意已久的学者，听他谈戊戌变法，“我认为他所讲的证据，尚难以定论，于是没有说话。”之后当黄寄给他关于“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的稿件时，“我因对此题目较为生疏，没有细看，也没有回信”。2009年，黄彰健去世，茅海建写了文章悼念，至文末才表露同情的理解：“黄彰健先生是做完许多事情之后才离开人世的，应当说是没有太多遗憾的。这又是我内心所羡慕的。”与人交往，散淡至此，似乎也是一种境界。

　　撰文/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治学一例】

　　83万字鉴注2.5万字

　　关于史料之重建的实践，最常为人称道的，是茅海建对《我史》的鉴注。十多年前，茅海建初涉戊戌变法研究，面对康有为的《我史》，心情很是复杂。《我史》叙述了康有为从出生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这四十年间（1858-1898）的个人历史。作为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的康有为，其本人的记录，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但已有学者如黄彰健、汤志钧、朱维铮等在研究中发现，康有为此书中作伪。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何处去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很多学人面对这样的困局，选择的是与之和平相处，能绕则绕。而茅海建选择的，是迎面而上：既然《我史》中有伪，作伪也有作伪的理由，本身就值得研究。他决定给《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便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定。

　　2006年10月，茅海建在国家博物馆读到《我史》的手稿本（共计四万字），便着手开始鉴注工作，主要针对《我史》中从甲午到戊戌的五年（原稿字数约25000字）。康有为生前未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的后五年，被茅海建花了五年的时间以档案文献严格核对，形成83万余字的鉴注本，相当于对已有的史料进行了重建。史料乃史学之公器，茅海建的核对厘正工作，对后续研究者而言其价值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