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

　　【茅海建论历史写作与研究】

　　“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并了解学术史，且动笔越早越可能悔其少作；然而，年轻时若不勤于动笔，又何来成熟？又何能思畅笔顺？很可能会长久地涩于写作。这几乎是一种悖论。”

　　——摘录于《近代的尺度》，2009年

　　关于历史学家，有这样的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绝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黄金时代是55岁至65岁。由此推到他的白银时代，也要从40岁开始。此说曾让刚入历史本科学习的茅海建产生困惑：对于一个愿意研究历史的人而言，在自己的学术早期，应该做些什么？

　　几年后茅海建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师从陈旭麓先生，陈先生也是主张学生尽早进入研究阶段，通过研究来学习历史。于是跟随陈旭麓学习的两年，茅海建大约写了十多万字，“几乎不停地写，也在懵懵懂懂之中进入了史学。”

　　【茅海建主要著作年表】

　　1995 《天朝的崩溃》、《苦命天子》

　　1998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2005 《戊戌变法史事考》

　　2009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2011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2014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戊戌变法另面》

　　冷板凳 推开一切喧嚣集中写作

　　硕士毕业之后七年，茅海建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在茅海建的文章中极少涉笔那段生活，大概从一个细节中略能得知些许境况，1988年，得知导师陈旭麓去世，“我当即向领导请假，要求回上海奔丧，谁知竟不批准。我那时还是军人，三次要求之后，只能在北京夜晚寒冷的大街上走了很久……”（《新写的文章依旧请他看——忆陈师旭麓先生》，1999年，刊于《书城》）。

　　时间流转至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与充满激情与想象的80年代相比，严肃的公共讨论呈退场姿态，严肃的思考也随之在大部分私人生活中缺席，市场社会急剧崛起，知识分子边缘化，市场与资本更具吸引力。1993年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正是基于此种背景。

　　茅海建在学术上发力，却刚好就在市场经济于中国掀起狂飙的1992年，已经在社科院近史所任职的他，决意推开一切喧嚣集中写作，要把自己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付诸一本专著。1980年茅海建师从陈旭麓进入鸦片战争研究领域，颇得导师鼓励，但十多年间因工作无暇动笔，而陈旭麓也于1988年离世。这部书的写作，对于茅海建而言，仿如必须偿还的债。他花了十多年收集史料思考问题，花了两年时间写成《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扉页上写的是：“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

　　《天朝的崩溃》一书出版后，海内震动，好评如潮。书中有浓郁的民族国家情怀，“天朝”与“泰西”在近代化上存在的差距，仍在当下社会中发出哀怒之声，“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障”，此种论调，既有对社会的反思又含激越的呐喊之声，在日益开放且急于追求现代化的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共鸣。

　　但茅海建自己很少谈及此书引起的阅读热潮，倒是在一篇写于1999年谈拒绝捧场应景式书评的文章中，他有这样的话：“绝大多数书评只是一味地说好话，而且好话也是同一个套路，无非发掘了新的材料（一般不提新材料对该项研究有何突破性价值），将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中（其实做到这一点极难，但从目前书评来看似乎很容易做到），文字生动流畅（史学著作文字艰涩实已大大阻碍了读者，影响其销路）云云。此书评与彼书评雷同……”

　　畅销书 失败的尝试

　　1994年春节，茅海建回上海省亲，与友人朱金元先生谈论学术著作的市场前景问题，朱金元是一位资深编辑，他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书，认为一定存在一种既有品位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好书应该是能够给专家以启发，又能获得普通读者喜爱的。考虑当时的文化环境，茅海建对“写一本专业和非专业各种层次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书”，充满兴趣。

　　茅海建花了一年的时间，最终写成《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是他所有著作中气质最独特的，笔调轻松，发论有着精心安排的随意，而且毫不掩饰对笔下人物的感情，“我只是可怜他（指奕詝）。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平常，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掉了性命。”这样入情佻达的文字，在茅海建之后的著作中很难再见到。

　　有意思的是《苦命天子》与《天朝的崩溃》两书的命运。1994年《天朝的崩溃》书稿交给出版社时，学术著作已经很不景气，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没仔细看书稿就否定其出版价值，几经周折，终于得以出版，和《苦命天子》在同一年面世。《天》市场反响是出乎意料得好，《苦》既无销售上的成功，也没有读书界的反响。此后，茅海建对“以学术为题目以取悦读者为方向”的写作保持了绝对的距离。

　　去旁骛 将学问进行到底

　　学术研究有理论与考证之别，前者自成一家存一说，可存议容疑问；后者的目标是唯此一说，很难引起讨论，茅海建走的是实证之路，一条需下苦力且孤寂的路。1998年，正值戊戌变法一百周年，茅海建结束了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开始转向戊戌变法。之后去日本的短暂访学，似乎成为茅海建学术生涯中如洗礼般的仪式。他反复强调自己去了日本才明晰学术的意义。

　　1999年在一篇写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的文章中，他一边期待“将学术视为天下公器的胸襟”，一边致敬日本学者，多少蕴藉着对自己的期求：“在茫茫的日本人群中，他们的研究兴趣几乎是无人理解的，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很难有实用的功能，他们是孤寂的一群。当学术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时，他们也需要一个学术而非功利的场合，激起学术的冲动，抚慰自己不甘孤寂的心。”

　　回国后，茅海建进入北大历史系执教，一连三年没有发表论文。他往返于中国第一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香港大学、剑桥大学远东与中东研究院等，域外客舍的宁静使茅海建得以摆脱各种杂务，多年潜心研究戊戌变法，系统运用案馆，对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过程和原委进行核定并作出相应的补证与修正，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

　　在史学之外的读者看来，茅海建的研究结果，并无令人激动或是别开生面的戏剧性转折，而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由于习惯了进步式叙述，其学科发展轨迹是主题先行，不缺乏结论，但相关史实面目不清，每一个历史细节的考证，都是夯实历史结论的重要手笔。茅海建的研究成果，即为《戊戌变法史事考》及其续集、《康有为我史鉴注》，要了解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新进展，只看茅海建的史事考就可知，实在令人叹之敬之。

　　茅海建将学问进行到底，将其作为自己抵达学术彼岸的唯一路径，他的孤注一掷，为他带来的是宽阔的学术大道。这些注释密集而行文艰涩的书籍，并没有如我们所猜想的那样无人问津，它们在学术界获得敬意，在市场虽非热捧的宠儿但为长销之作，究其原因，恰恰就是茅海建的期待——学术为天下之公器，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或者撰写畅销书的历史写者，都需要将其备在案头。

　　撰文/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