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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闸门不开,公益财源何来?

2014年04月15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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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度观察

  最近,李克强总理在辽宁考察时再次强调,“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新兴业态发展,补上服务业这个‘短板’,在产业结构优化中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社会组织在国民经济统计序列中属于服务业,公益经济能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什么?近年来公布的一些数据令人困惑和沮丧。

  据统计,2012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25.6亿元,吸纳就业613.3万人,人均创造增加值仅8570元,约为服务行业平均值的1/10。

  从数据看我国公益行业的发展水平:2012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仅占GDP的0.1%。对比美国,其非营利部门收入约占GDP的10%。我国公益部门的经济比重,相当于美国的1/100。

  2012年全国基金会接收捐赠约305.7亿元,慈善会接收捐赠约268.65亿元,合计约574.35亿元。问题又来了:其一,不包括22万家民非和27万家社团的收入,捐款总数已大于社会组织增加值,到底捐款对于增加值的贡献有多大?其二,基金会加慈善会的就业人员充其量不过五六万,捐款对于就业率的贡献在哪里?能解释的理由是:捐赠资源大部分流向政府,本该属于公益部门的就业率和增加值被“吃”掉了。

  教育、医疗和养老机构占全部民非的七成以上,投资几乎都来自私人,但出资人不享有财产权,不能分红,不能贷款,不能办分支机构和不予免税。“五不”政策遏制了数万亿社会投资进入上述领域。

  民非制度把私人投资化私为公,违背了经济法学的一般原理。造成一方面存在强劲的民生需求和民间投资冲动,一方面有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指引,却因16年不变的民非条例如“桩子”般钉在那里,让你动弹不得。民非制度改革必须从社会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全局进行评估,才会有紧迫感。

  中央决定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需要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跟进。这些资源有望从政府扩大购买公共服务中获得,亦有待社会组织内部的改革、创新、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则为草根NGO带来了通过公平竞争获取资源的绝好机会。这些都将对公益经济发展带来利好刺激。

  税收制度已成为公益经济发展的桎梏,有没有算过公益课税政策的得失账?公益信托法律出台13年未落地,让富人巨额财产捐赠无门,该谁来管?慈善机构逾千亿存量资产投资增值难,面临缩水,损失几何?制度闸门不开,公益财源不来。

  而隐藏在公益经济背后的巨大社会和经济价值更是难以估量:公益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通过政社合作、官民共治,可以减少社会冲突,降低政府社会管理、治安的成本;公益捐赠让富人将一部分余财转移给穷人,能让财富的边际效益得以提升……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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