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 如果被无端“泼脏水”，肯定关掉基金会(2)

　　（上接A特04版）

　　新京报：怎么看待明星做公益的发心？

　　崔永元：如果有明星认为，自己是明星，在做公益，就能成为道德楷模。如果是这个出发点的话，我就告诉你，离被砸不远了。

　　新京报：有无打着公益旗号，参加商业活动并以此牟利的明星？

　　崔永元：我听过类似的事，很惊讶。比如说是参加一个慈善晚会，要唱一支歌或表演一个节目，对外说不收钱，私下还是收钱。我挺愤怒的，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

　　新京报：也有明星做公益被指走过场？

　　崔永元：有可能，如果他们选择走个过场，不选择酒驾或者吸毒，是不是该鼓励鼓励他们。大家都走这个过场不是挺好的嘛。

　　新京报：有些明星身陷负面，然后通过公益的形式复出。

　　崔永元：就是说我们全社会都没有将公益慈善当成一个日常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还是当作出神仙，出圣人，还是当成这么一个祭台来看待的，所以很多明星，比如一些负面新闻，我吸毒了，从明天起我帮助乡村教师了，证明我洗心革面了，我就成个新人了，这是落后的慈善理念。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公益慈善不发达，理念也不发达，实际操作也不发达。

　　新京报：在发达国家，明星做公益的情况如何？

　　崔永元：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非常普遍，你不可能发现明星不做公益，你不做公益就成不了明星。像姚明，刚去美国的时候，英语什么的没那么好，他也得去幼儿园或社区，给孩子们用英语念童话，哪怕陪孩子玩一会儿呢。他必须做。

　　谈公益观

　　公益不是做好人好事，一定是生活方式

　　新京报：如何理解公益慈善。

　　崔永元：我认为，公益慈善不是高尚行为，是一个人所选择的非常平常的生活方式，当他选择公益慈善后，用不着你将他树立成道德楷模，他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有人选择了抽烟，有人选择做公益。公益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只是捐钱，你叫好也行，帮人指路也行，微信上点个赞也行。

　　新京报：点个赞也行，公益就没有门槛吗？

　　崔永元：你捐一块，是好样的，你不捐，也没问题。你就在网上给转发，说陈光标捐了一块钱，好样的。那么，你也是好样的。但凡谁做慈善，你就怀疑不干净，如果是这样，中国的慈善不可能健康发展。

　　新京报：在你看来，目前我国公益领域发展健康吗？

　　崔永元：相当差。目前做公益仍停留在“共和国脊梁”上，做公益的和被照顾的（人）全都不安。我们看到的公益项目，很多是仪式，捐款仪式、小学落成仪式，等等。就是大家觉得这是石破天惊的事儿，才去办这些仪式。等什么时候，仪式都取消了就好了，因为想做慈善的人不想要这些仪式。而接受帮助的这些人，也觉得不应该有这些仪式。

　　新京报：仪式多说明什么问题，目前我国公益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崔永元：和中国足球现在的状态差不多。我觉得是逆水行舟的状态，为什么是逆水行舟呢？当他平稳的时候，反没有问题，一个破船，两个破桨，一个破蓑衣，就在水里漂。你现在要加速，甚至想要向高处走，你肯定受到的阻力就大。

　　新京报：面对阻力，你有什么建言？

　　崔永元：不能将公益当成好人好事。一定要扭转这个观念，否则肯定会出问题。这个人会因为干好事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很快发现这个道德楷模穿帮，是个伪君子，这样的事情会一个接一个出现。所以说，公益慈善，本来就不是好人好事。他一定是生活方式。

　　谈制度法规

　　公益也有负能量

　　新京报：做公益慈善，所传递的是否都是正能量？

　　崔永元：也不都是正能量，有时候也负得厉害。

　　新京报：怎么讲？

　　崔永元：比如抗震救灾，公募基金会往往能募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但国家有规定，每年必须花掉所募集的70%。

　　新京报：这个制度有问题？

　　崔永元：我们假定公募基金会募到100亿的话，就要花70亿。但像这种大的执行机构里，可能也就20-30个专职人员，他怎么可能执行掉这70个亿呢？没办法，为了不违规，他就将钱给这个省，那个市，这个县。然后地方拿到钱后就可能建广场、豪华办公楼，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腐败就慢慢出来了。

　　新京报：你的基金会也每年突击花钱？

　　崔永元：我的基金会去年注册成功后，募捐当日，如果所有企业、爱心人士的募捐我们都接受的话，应该有3个亿入账。但我们没办法拿，因为我们花不了。如果都拿了，制度就会逼着我出事儿。

　　新京报：怎么避免基金会不出事儿？

　　崔永元：为了不出事，我只能做预算式募捐。也就是我们把今年要花的钱先算出来，比如，今年计划要花1900万，最多募捐2500万，再多肯定花不了70%。或者乱花了。

　　新京报：但不少公募基金会是捐多少要多少。

　　崔永元：对，所以老出事儿。对于募款来说，不是每年都能募到3个亿。赶上这一年，企业经营好，今年可能支持多一些，明年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如果明年募集不到钱，基金会项目就无法展开。

　　新京报：公益项目可能无法持续？

　　崔永元：对啊，我特别头疼。这样会逼得有基金会去造假，让一个人做好事，还逼着他去造假。这是不对的。

　　新京报：国外基金会募捐情况如何？

　　崔永元：在美国，基金会的筹款费用一般不计入行政管理费，且无法律限定。国外基金会公开透明，后发制人。首先信任每一个基金会（人）都是好人，一旦出了问题，你就倒霉了。换句话说，你出了问题，就可能坐牢。

　　谈生活工作

　　拒绝女儿做个人基金会项目志愿者

　　新京报：就你而言，什么时间开始做公益？

　　崔永元：没有明确时间点。我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大院的孩子一块玩，中午，赖在谁家吃饭都挺正常。那时候穷，但大家就习惯了这种分享的生活方式。慢慢地，我的生活也成为这种状态。

　　新京报：在你的公益生活中，较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崔永元：上世纪80年代，我做广播电台记者，当时拆开一封读者来信，是一个中学生写的，说马上要参加高考，但家里没钱要辍学了。他写信就是要向我们告别一下，以后听不到广播了。

　　新京报：然后呢？

　　崔永元：我用办公室电话打到他们学校。校长告诉我有这人有这事儿。我就给学校寄钱，要求这个学生不能退学。后来他就考上大学了。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到2001年，我出了本书，到黑龙江去签售，他和他父亲就出现在现场。他跪在那儿时，我愣住了，以为是告状的呢。

　　新京报：后来做基金会了，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崔永元：没有变化。以前呢，有多大能耐做多大事儿。100块钱做100块钱的事儿，1万块钱做1万块的事儿。现在有了基金会，既然有了钱，就要做得专业精细点。

　　我更倾向于偏门的项目，像口述历史，这属于文化类的，这样的基金，我们国内特别少，国外特别多，我跑了很多国家，像博物馆、私立大学，都是基金支持的。但在国内，我们大家不认为这个与慈善有关系。他们认为慈善就是有人要死了，有人吃不饱，有人要动手术了。

　　新京报：家人呢，是否也做公益？

　　崔永元：我女儿非常想参加我的基金会的个别项目，想当志愿者，想攒她的公益时间，我不让她参与我这事儿。

　　新京报：为什么？

　　崔永元：因为这个环境不好。如果她参与，可能更会有人说三道四。我就让她到社会上找去。后来女儿处处碰壁，再后来，我了解到，女儿在一个咖啡馆做义工。她非常理解我。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最近在忙什么？

　　崔永元：我目前的身份是大学教师，最近在忙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展馆布置的事儿，展馆自习室古色古香的桌椅、台灯等所经历的时间多达上百年，多是从文物市场淘来的。我在想，我是写上“严禁”，“罚款”，“杀掉”，“活埋”这样的标语防止学生破坏呢，还是将这一间间自习室交给孩子们，自行管理呢？

　　你看这个自习室，有个悬挂着的葫芦里放着糖，为什么放糖呢，我们考虑到一些学生有低血糖，如果突然血糖低，就去吃一块。

　　这里有一个问题，当糖被认为是小吃，可能被吃干净，当发现这是为低血糖学生准备的，是救命糖时，学生就不可能当小吃吃了。和做公益一样，这个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你每天都需要向里面放糖。

　　●做慈善，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游艇，乘专机或者包机也行……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有什么不可呢。

　　●你可以监督我，质疑我，这都没问题，但我希望你理性，我希望你懂行，如果你认为我做的公益慈善，就是你玩弄的对象，或者就是你骂的对象，我告诉你，你错了，你换另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伺候。

　　A特04-A特05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A特04-A特05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