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大师中的大师

　　4月23日，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纪念日。

　　在莎士比亚所处的16世纪，他并非唯一的文学大师，当时的欧洲文坛，前辈有拉伯雷、洛佩·德·维加，以及同月同日生的塞万提斯；同时代的有同样文笔优美的思想家蒙田、培根；后起才俊中也有同为英国文学骄傲的弥尔顿、笛福；甚至在东方，还有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与之辉映。但几个世纪之后，前述诸公在文学史和大众传播领域的位置，较之莎士比亚，显然只能瞠乎其后，莎士比亚，是如何成为大师中的大师的？

　　在这一纪念时刻，记者试图打开那双“神奇的手”，摊开掌心，重新审视其纹理，找到莎士比亚何以成为唯一超级大师的原因，发现其中蕴含、作用于眼前世界的现代意义。

　　莎翁创作适逢其时

　　1587年，小镇青年莎士比亚打点好行李，请求父亲给点盘缠，以便前往伦敦。他离家出走，或许是受不了妻子不停抱怨他胸无大志，谁也没有想到，在伦敦，专属于他的剧目即将拉开帷幕。

　　这一年，伊丽莎白一世53岁，治理英国已有28年之久，在她的领导下，英国海军次年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全国上下激情洋溢，“需要一种大众的艺术形式加以体现”，莎士比亚的到来正逢其时，他努力学习、创作，很快脱颖而出。1592年，他创作的历史剧《亨利六世》首演，“其票房收入达到整个演出季节的最高峰”。

　　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认为，“14世纪和15世纪是两个十分大胆的世纪。这是一个转变时期，西方的基本制度发生深刻变化：教皇权力衰落，现代世俗国家崭露头角。”莎氏生活的时代，连接古典与现代，转变更为彻底，他写作世俗题材的剧作，语言新鲜，内容暧昧，解读情感的方式令人眼前一亮，契合世俗国家每个人的内在需求，因此大受欢迎。

　　学者、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正是这种“非个人性”：“你不会看到他把自己放进去，角色只是传声筒，他有一种能力，能进入不同的人的心灵。”

　　英国国家形象宣传

　　在伊丽莎白时代，演员的地位“近于乞丐和类似的卑微者”，作为一名演员兼剧作家，莎士比亚及其剧院得仰仗贵族的赞助和保护。事实上，他背后的“恩主”便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不只是莎士比亚，有一批剧作家啸聚伦敦，繁荣了当时的戏剧市场。这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文化环境，不容忽视。在复旦大学教授张冲看来，莎士比亚只是海面上的冰山，更多的部分隐而不见，但发挥着巨大作用。

　　随着英国国力趋于全盛，向外加大文化输出，莎士比亚当仁不让地成为文化英雄，他的作品是“国家形象宣传”里的重头戏。通过日不落帝国的推广，加上后来在教育领域的经典化，莎氏声誉日隆，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

　　莎士比亚独步天下，小镇青年已成大师。在《西方正典》一书中，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是西方经典体系的中心：“无论怎样，我们不能抛弃莎士比亚，或抛弃以他为中心的经典。我们常常忘记的是莎士比亚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我们，如果再加上经典的其他部分，那就是莎氏与经典一起塑造了我们。”

　　布鲁姆提出：“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经典，因为不管我们是谁，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莎士比亚赐予我们的不仅是对认知的表现，更多的还是认知的能力。”张冲也认为，我们要到莎剧里寻找的，已不仅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更是发现问题和看待问题的方法”。

　　批评反成催化剂

　　这样一位超级大师，却几乎从未创作新的故事，他的剧作大多采用历史、古剧中的现成情节，再按时代精神，予以改造。经过学者考证，诸如“发光的未必都是黄金”等名言，乃是莎士比亚从他人作品中移植过来的。这自然会引起一些剧作家特别是“大学才子作家”的非议。

　　学者陆谷孙认为，“善于借鉴和移植，推陈出新”，是莎士比亚成功的原因之一。不过，当其时，或出于妒忌，或出于不同立场，多位剧作家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劳勃特·格林在临死时，骂莎士比亚是“暴发户式的乌鸦，用他人的羽毛打扮了自己。”

　　对于莎士比亚的评价，同时代的本·琼生的赞语，流传至今。他称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我们舞台的奇迹”，并说：“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但是，这位剧作家不一定真心服膺莎士比亚，既捧他，又骂他，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莎氏“于才于艺，多有所缺”，针对莎士比亚有时行文拖沓的毛病，曾挖苦道：“但愿他曾删去一千行。”

　　莎翁身后，有几位大师的批评，为世人津津乐道：法国学者伏尔泰曾认为，莎士比亚就像一堆大粪，里面偶尔有几颗珍珠。作家萧伯纳觉得莎士比亚的剧作粗俗刻骨。影响最为深远的批评，来自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他对莎氏的批评被称为“莎士比亚公案”。

　　1903年，托尔斯泰写出《论莎士比亚与戏剧》一文，犀利地指出：“从莎士比亚崇拜者所显示的来看，他的作品主题充斥着最低劣和最鄙俗的生活观念，这种观念视世上富贵之人的外在显要为真正的荣耀，却鄙视劳工大众。他不仅抛弃了一切宗教，也抛弃了改善现存秩序的人道努力。”

　　陆建德觉得，这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文学路径：“托尔斯泰有时太崇高了，而莎士比亚的道德意图并不明显。俄罗斯文学更多的是严肃地对灵魂的刻画和拷问，英国文学则饱含喜剧精神。”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公案，如同一块大石头，置身在“莎士比亚之河”，河流日夜喧响，石头激起浪花，甚而引起回澜，成为了一道风景。其他对莎翁的批评，结果概莫能外，莎士比亚作品以其开放、包容，使得批评产生了催化的作用，人们仍然关注莎士比亚，喜爱莎士比亚，污水汇入河流，终归大海。

　　B05-B06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