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激进”与今日的“平和”

　　如果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放到人群中，他大概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个头发花白的外国老头。采访过他的记者甚至觉得他在中国听众面前的公开亮相，如果不考虑讲座内容的话，是让很多人失望的。他懒洋洋的，讲起话来细声细气，闲暇时会按照医生的嘱托做一做填字游戏，因为他觉得自己记性开始变差了。

　　【人物简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年8月26日生于中国昆明，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东南亚地区研究家。先后在剑桥大学、康奈尔大学进行学习。发表于1983年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后来成为民族主义的经典作品，这种“视民族为人造物”的观点，试图戳破许多国家的民族神话。

　　“昆明人”不会讲中文

　　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外国老头显然低估了自己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当面对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满满的人群时，老头开口便是幽默，“要是在泰国，人们就会说，这里跟红衫军似的。”这是安德森此行在清华的第一场演讲，在台上坐在他旁边的汪晖，在为没能选大一点的场地而向在场的听众道歉。与此同时，迟到了的且事先托人占座的人们不得不挤过已经站定的重重人群奔向稀少的空座，站着的人们被挤得东倒西歪，有人小声嘀咕“怎么跟春运似的”。

　　时隔73年，安德森才再一次回到了中国大陆。有人说他是“昆明人”，因为昆明是他的出生地，1936年他在抗战时诞生，父亲是英国的海外公务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3个月，举家搬离中国。出生地并未在安德森身上留下太多烙印，尽管父亲的中文很好，家里也都是中文书籍；并且安德森也极有语言天赋，会说多种语言，但中文却不在其列。他的研究方向是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让他在中国得到认可与关注。

　　促成安德森创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原因是35年前，中国、越南、柬埔寨之间爆发的三角冲突，何以三个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会短兵相见？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都无力解释这个问题，而安德森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力量导致了这场战争，在他研究之前，民族主义现象从未引起广泛的关注。

　　不论国家好坏，民族情感无法割舍

　　很自然的，安德森在清华的讲座也自他的专业民族主义延展开。他首先分享了两个关于民族主义的困惑：“第一，为什么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好的？第二，为什么不论你的国家是对是错，你都还热爱它？”安德森给出的答案是——在民族主义中有一种人性化的关联，一种必须承受的感情，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感情，不论这个国家是好是坏，你都无法割舍这种感情与关联。

　　安德森举了个生动的例子，小时候他陪妈妈去买菜，妈妈总会像个市侩一样和店家讨价还价，这让当时只有9岁的安德森感到非常羞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过，有趣的是，商店里还有很多妇女做着和他母亲一样的事情，但这个小男孩却并不在意她们。安德森认为这种和亲人之间的羞耻感，同样存在于对民族的感情当中，“羞耻感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你无法逃脱掉它。”安德森说。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提出过一个更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既然每个民族的内部都存在着普遍的不平等和剥削，但为什么又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甘愿为民族赴死呢？安德森的答案是——民族主义的想象和宗教的想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看看那些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就知道了，这些代表着现代民族主义文化的纪念物被赋予的敬意，表明了民族主义关切着死亡与不朽。虽然这种关切总让人担心民族主义会转化为危险与诱惑，但安德森看到的是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他同情反帝、反压迫的民族主义斗争，肯定民族主义有益的面向，“如果我们提醒自己民族能激发爱，而且能激发深刻的自我牺牲之爱，应该不无助益吧。”也因为如此他极力区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对他而言，种族主义的根源不是民族，而是阶级的意识形态。

　　疲惫的讲者与疲惫的听者

　　尽管安德森的著作中绝少提到中国的情况，不过在他演讲之后，还是有台下的观众针对中国发问了，“中华民族除了汉族有55个少数民族，整个中华民族的构成也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吗？”（“想象的共同体”是安德森充满创建的理论定义，他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想象借助于资本主义印刷媒体而塑造出来，先有了民族主义情怀，之后又有了对于民族的想象。）

　　安德森对这位观众说：“我不知道你认识多少中国人，也许有500人，也许有600人，但是有上千上万的人是你不认识的，可民族主义会让你把这些根本不认识的人想象成共同体的成员，想象不意味着不存在，它意味着一种建构。”

　　在问答环节，安德森的回答大多很随意。他略显疲惫，声音沙哑，有时简直像在自言自语，这和提问的观众形成了有趣的反差。这些年轻人自信满满、气势逼人地把自己的问题抛给他，却显然没有得到这位曾经“激进”知识分子相同情绪的回应，也许他已经进入平和的年龄，也许他只是累了。

　　当然台下的听众也很累，当微博上公布安德森第二场讲座地点更换为清华大学蒙民伟楼的二层多功能厅时，有人回应说：“座位多了一倍，这回应该可以坐着听完全场了。”

　　【质疑声】

　　葛兆光曾经婉转认为，安德森的某些说法在欧洲可能适用，但在古典时期的东亚就不见得符合，而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和越南人也应该不仅仅是存在“想象”上的不同。而安德森所提及的民族主义的两个困惑，又不知是否对他自己而言也是困惑之所在。虽然祖籍是英国，但他早已被贴上了“美国学者”的标签，况且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洛杉矶，说他的国籍是美国也并无不妥。但他是否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好的？是否美国不论对错他都热爱它呢？这可说不好。在中国行的采访里，安德森曾经多次表达对美国的鄙视，他并不喜欢美国的侵略性文化，他希望世界呈现多元的面貌。他甚至连长久住在美国这件事也怀有疑虑，“太多广告来干扰我，有时接到几个电话，我一天时间就全没了。美国太恐怖了。”

　　【安德森金句】

　　“我不是左派，我内心深处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喜欢任何一个政府。我也不知道什么前景是更好的。我16岁前信教，16岁后，宗教就离我老远老远了。”

　　“许多国家都很久没出过大作家了，似乎现在我们已经告别出产伟大文学的时代了，即便像法国、俄国这样有文学传统的国家也是。我并不是说，文学已经终结了，而是其力量大不如前了。”

　　“在过去，政治学和历史之间的墙还不是那么高，但最近10年，这堵墙变得越来越高，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难懂，真的都是艰深的术语，实际上如果你不是政治学者，根本就不会去读那样的东西。所以，应该说，我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学者。”

　　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