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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总理辞职不仅因为“道德洁癖”

2014年04月28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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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察家

  韩国执政党为避免被迫“内阁总辞职”的风暴打击,以及避免舆论就此议题上过度发挥,导致失票严重,威胁执政地位,必须得有人及时出来担责,因此才有总理的辞职。

  4月27日上午,韩国总理郑烘原召开发布会,称应对“岁月”号沉船事件负责,决定引咎辞职。郑烘原痛心疾首,泣不成声,一副“罪人”之状,令人唏嘘。有评论说,郑烘原的辞职,与韩国官员的知耻文化有关。

  其实,郑烘原的辞职,主要是迫于外界压力,并不是主动选择。

  韩国政府在“岁月”号事件预防与救援等环节上出现了太多问题。客轮为旧船改造,重心上移,不宜超载,却长期失监。客船出现倾斜,到开始沉没之间,足有一个半小时的充裕疏散和逃生时间,却无一个有效的机构或管理人员行使有效的指挥,船长自顾逃命。政府介入后,前后信息发布矛盾,援救缓慢,力量投入不足。种种问题,连环发生,导致事故危险性的扩大。“岁月”号事件,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是“政府之祸”。

  在认定“政府之祸”的问题上,韩国各方政治力量已形成共识。在有的议员敦促下,有关方面作出了“岁月”号为“病船”的报告,直指内阁政府监管不力的弊端,暴露了事件在“防患于未然”机制上存在结构性缺陷。事件发生后,媒体与舆论、民间抗议问责,已经把现政府置于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中,甚至有议员提出了“内阁总辞职”的极端方案。民间抗议者对郑烘原又是摔瓶子又是泼水,代表了民众之怒。

  在这样的压力下,执政的“新国家党”为避免被迫“内阁总辞职”的风暴打击,以及避免有人在此议题上过度发挥,导致失票严重,威胁执政地位,必须得有人及时出来担责,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政治危机公关”。如果总统为此辞职,对执政党冲击实在太大,所以,最合适的担责者非总理莫属,郑烘原即使不愿辞职,也会在各方的压力下,不得不辞职谢罪。

  郑烘原辞职时机的选择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辞职非出于“耻感文化”,而出于政治压力。郑烘原宣布辞职之时,正值“岁月”号事件发生11天之后、救援工作还远远未结束之时,尚有百多人下落不明,沉船打捞等还未全面展开。若沉船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及时把困在沉船里的人员营救出来,郑烘原反而会以成功指挥者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韩国政府曾一度发布过被困人员全被救下的假消息,就表明他们对事件的“反转利益”的追求是多么急不可耐。对于这样一个时点上的辞职,韩国有舆论则批其“撂挑子走人”,是不负责任的。

  韩国在廉政道德上的确成就非凡,但在郑烘原的辞职上,如果仅观察为是一种个人道德洁癖,则是对其政治责任的混淆,忽视了舆论与制度性的“挤出效应”。在郑烘原之前,已经有多位总理引咎辞职过了,如李海瓒,他们全不是“道德圣徒”的救赎行为。

  □和静钧(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相关报道见A08-A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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