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

　　■ 专栏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1914年5月7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若健在，今年刚好满百岁。很可惜，王先生1989年冬外出参加学术会议，12月13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至今已四分之一个世纪。

　　在学术史上，毫无疑问，书比人长寿。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的身影越来越模糊，而好书的魅力，则很可能穿越时空，被后人永远记忆。日后的读者，与作者本人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可以更真切、也更超越地看待这些著作。因此，人走得越远，书的大致轮廓以及学术价值，将呈现得越清晰。

　　王瑶先生去世，众弟子与友人同心合力，先后刊行了七卷本的《王瑶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和八卷本的《王瑶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将王先生存世的学术著作、散文随笔、来往书信，乃至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检讨等，基本上全部收入。此外，还先后刊行若干王先生生前编订或主持的著作，如《润华集》、《中国文学纵横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谈论王瑶先生，怀念的色彩越来越淡，思考及反省的意味越来越浓。无论看人还是看事，站得远有站得远的好处，就像唐人王维《山水论》说的，“远人无目，远树无枝”，不再拘泥于细节，要的是“大势”，借此判断是否“特立独行”或“气韵生动”。因此，相对忽略某书某文的得与失，更加关注其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的一生，理解他的得意与张扬，也明白他的尴尬与失落。

　　只是这么一来，标尺必定越定越高，评价也将日渐严苛。而我以为，这样谈论王瑶先生，符合他作为清醒的学者的立场。记得在编写《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时，王先生再三强调，我们是在做历史研究，不是写表扬信，也不是撰墓志铭。那书的作者大都是研究对象的弟子或徒孙，很难避免为尊者讳的积习，因此王先生特别警惕这一点。可惜的是，王先生过早去世，没能耳提面命，故最终成书时，评价尺度还是偏宽。其实，几乎所有近现代中国学术史方面的著述，都有这个问题——尤以弟子或友人所撰者为甚。

　　王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作为友人、弟子或后学，我们依旧怀念他，但落笔为文，基本上已经将其作为历史人物来看待、辨析与阐释。对于文人或学者来说，去世二十年是个关键，或从此销声匿迹，不再被人提及；或闯过了这一关，日后不断被记忆。

　　因为，当初那些直接接触你的人逐渐老去，不太可能再为你呼风唤雨；而年轻一辈只能通过书本或档案来了解，很难再有刻骨铭心的感受。这学期我在北大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学生们听了很激动，说没想到师长们的学问是这么做的。可我很清醒，感动是一时的，有些细微的感觉无法传递，更不要说承继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王瑶先生，大概是最后一次混合着情感、学识与志向的公开的追怀了。

　　最近这些年，我参加了好多学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感动之余，常常想，为什么是“学者百年”，而不是“百年学者”呢？真希望我们能将此类纪念活动与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的思考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表彰与怀念，更包括直面危机与教训，或者发潜德之幽光，由此而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

　　（本文为作者在“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