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舆论与咖啡馆

　　17世纪，中世纪神圣王权的理论最早在英国开始崩坏，光荣革命之后，政府的基础已经从作为上帝在尘世间代理人国王那儿转移到依靠“社会契约”而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手上。

　　经历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后，可以说，近现代民主社会的信条“民意即天意”遂得以形成。人民通过议会发出声音，成为法律，它是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体现。因此，从法律与政制的角度而言，法律是公共舆论的体现，或者如卢梭所言，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然而，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公共舆论必定只是社会中各种意见、舆论(opinions)的一种综合与升华。可以说，公共舆论体现了一个时代总体的思想潮流。

　　□戴鹏飞（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公共舆论的力量》译者）

　　舆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英国舆论在17世纪的两大革命时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在此之前，舆论与思想的发展都受到教会尤其是英国教会严格的钳制。17世纪四十年代，随着王权的暂时垮台以及内战的爆发，政府与教会对言论的管控形如虚设，英国出现了大量的小册子，分别为国王以及议会的政治主张辩解。而民众对这些公共事件信息的渴求同时催生了最早的新闻报纸——新闻书(newsbook)的出现。与此前类似的图书不同的是，新闻书专注于国内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而之前的类似图书只允许刊载国外的奇闻逸事。在议会同国王激烈斗争的同时，一场新闻与舆论大战也在展开。暴躁的革命气氛使得各种形式的印刷品如同潮水一般涌现出来，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纷纷发表建议和政策，勾画各自的改革方案。而每个建议与方案又引来不可计数的讽刺诗和评论文章。新闻舆论在这场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从此以后，舆论不再只是政府官方的宣传工具。民众的利益与人民的权利成为舆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后，克伦威尔共和时期以及王室复辟后，共和国与王室、议会都试图控制新闻舆论的发展，但都未能成功。1695年，议会否决了《出版法》，从此以后，出版审查制度在英国再也不曾恢复过。这可谓是言论自由的起点。此后，政府对舆论出版的管控更多地只能通过印花税进行。在英国开印花税之先河的是安妮女王时代的大臣罗伯特·哈雷。通过印花税，一方面可以扩充政府的收入，同时，印花税的实施大幅地提高了报纸的售价，使报纸少有人问津。运用印花税控制舆论最成功的当属小皮特。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威廉·皮特正是运用提高印花税这一办法，成功地遏制了革命思想在英国的传播。不过，在此之前印花税也推动了美洲殖民地的独立。

　　由此可见，英国出版舆论的发展与繁荣是和民权意识的逐渐觉醒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有更多的人开始对自身的权利感兴趣，更加关心重大的政治事件，舆论才从草根中发展起来。新闻舆论所关心的事物都关系着全国民众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它不再像古代学术一样，只是供少数有闲阶层赏玩的玩物。与此同时，在英国，舆论的发展又同另一项事物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咖啡与咖啡馆。

　　孕育公共舆论的咖啡馆

　　咖啡最早是土耳其人饮用的一种饮料，17世纪中后期，咖啡与咖啡馆在英国迅速流行起来。咖啡不会令人酩酊大醉，反而能够令人愈发清醒，更加集中注意力于所谈论话题与事务。因此，这种来自东方的饮料受到追捧，尤其受到共和派人士的追捧。在咖啡馆里，各色人等，贵族绅士、手工艺人、地主不分主次地混杂其中，在这里，身份、财富、权力等等各种等级制度都被消除了。咖啡馆是一个荟萃着平等主义与共和精神之所在。

　　正是在这种平等与共和精神的孕育下，民众对新闻、舆论的渴望得到了激励与放大。人们在咖啡馆中传播、交流、辩论各种消息、观点。咖啡馆成为当时新闻、舆论传播的中心。国王为了钳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时常限制咖啡馆的经营或吊销咖啡馆的执照。而保护咖啡馆也就是保护言论自由。在17世纪，咖啡馆成为普通民众谈论公共事务的主要场所。“通过这类讨论和争辩，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了，即有关政府事务的非官方观点，普通民众有兴趣来评价自己是如何被管理的。”这便是“公共舆论”这个现代概念的起源。史家麦考雷因此也在《英格兰史》中给予咖啡馆特别的地位，称之为“重要的政治机构”，“是伦敦公共舆论得以表达的主要渠道”。咖啡这种来自东方的新鲜事物帮助了英国舆论的发展，带动了民主共和思想在英国的传播。

　　在英国，如果说法律是议会立法的产物，是公共舆论的体现，那么17、18世纪英国的咖啡馆无疑就是一个微缩的议会，民众的各种意见、观点事先都在咖啡馆中经过怀疑、辩论，之后才被议员们放在议会中进行正式而严肃的辩论。议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全国性的咖啡馆，人们在其中谈论生意，也谈论政治。咖啡馆，作为在野之议会，将舆论与公共舆论、法律联系在一起。议会（以及法律）不再像曾经的国王一样具有神圣的起源，它和那个时代的咖啡馆一样，都只是人民意见之表达以及汇聚的场所。

　　戴雪关于公共舆论的思考

　　戴雪的这部力作《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中译名《公共舆论的力量》，以下简称《法律与舆论》）即反映了18、19世纪英国法律的变迁与英国公共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早在20世纪初，戴雪的经典著作《英宪精义》就已经由雷宾南先生译成中文出版。

　　《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一书收集了作者的十二次讲座。前三讲一般性地论述了英国法律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第四至第九讲分别论述英国从1800年至1900年间英国三种主导的舆论潮流对英国立法的影响，分别是旧托利主义、边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全书最后三讲分别论述了舆论的逆流与支流对立法的影响、法官造法对英国立法的影响以及立法公共舆论与一般的舆论思潮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边沁自由主义灰烬之上兴起的是社会主义、历史主义与民族主义。

　　戴雪的思想深受埃德蒙·柏克自由帝国观念的影响。在英属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国议会导致的宪政危机中，柏克认为，维系帝国的是不列颠帝国的议会主权，但议会的权力并非无所不能的。议会主权的行使必须遵从被统治者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是立法之无限权威的载体与器官。没有公共舆论，则所谓的‘立法的无限权威’，就只是纸尾之谈，让人听着舒坦而已，绝不能治民理事……立法权的真目的，只是顺应——而不是——强迫公共舆论罢了：即对公众的意见予以指导、赋予它法律的外衣和特有的许可。”正是英国议会饱含的这种自由精神帮助英国人取得了帝国，并且，帝国的维系也必须依靠自由宪政的精神。正如柏克所言，英国“宪政的精神，涵濡了这广大的人群，进而渗透、喂养、统一、鼓舞了帝国的每一部分、甚至其最小的成员，并使它们生气勃勃”。

　　戴雪为我们带来的《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不仅是了解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之间密切关系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读者窥探宪政自由与帝国统治之间隐秘的内在张力提供了绝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