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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妈妈三川玲 微信版的“教育信使”

2014年05月1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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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玲和女儿小丸子一起阅读。
扫一扫,关注微信【童书出版妈妈三川玲】
传播率最高的文章:《儿童为什么去旅行》

这是童书妈妈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文章,有100多万阅读量,3万多转发,100多个未经授权的盗版版本;三川玲因为这篇文章接受了10个媒体采访和撰文,并收到丹麦政府去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的访问邀请。

  2002年,三川玲是一位老编辑,同时也编辑、出版图书,她编的第一本书叫《我平庸我快乐》,销量高达五万本。这本书提出“平庸也快乐”的教育观点,在当时,十分难得,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是她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被媒体包围。“在做畅销书上,我是一个挺有天分的人。”在三里屯的一家咖啡厅,面对记者,并不掩饰她的自豪。

  十多年后,三川玲再次频繁出没于各大媒体,人们关注的,不再是出版,而是她运营的微信公众号“童书出版妈妈三川玲”,这一账号的订阅者已逾十万。

  “我会把家长的心声传递到教育工作者那里,也会把教育工作者的心声传递到家长那里去”。简言之,她是双方的“信使”。

  写作稿件时,三川玲会预设一个假想的理想读者:“在我的朋友圈里,她最有见识、最深刻、最坦诚,如果我这篇文章写出来,连她都转发,不觉得丢份儿,那我就能把它发表出来。”

  “骂教育体制的人,光在骂,没有人向前一步,那我希望我向前一步,我的订阅者也向前一步,你想如果真正有十万个有影响力的人向前一步,这个社会就会改变。”

  应和新生代家长需求

  2008年,三川玲“晋升”为全职编辑,女儿小丸子出生后,“天天思考教育的问题,不如自己参与进来”,便致力出版童书。那时,她上班和下班想的事情高度一致,都是儿童教育。

  很快,三川玲就遇到了难题。在出版儿童绘本方面,她最初以为很简单,“字数少,都是些图画”,结果,投入进去,才知道很是复杂。如今看来,绘本乃纸上戏剧,编辑得承担一个导演的职责,“要找到原创脚本,找到改编者、画绘本的人,两者还要默契配合,另外还要懂发行”。

  三川玲还研究了图书畅销榜上前200本家教书。她有“推广癖”,乐于与人分享自己喜欢的事物,读了这些书后,“忍不住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她开了博客、微博,曾学习过李开复的微博,认真分享儿童阅读的经验、体会,但她对这两个平台似乎都有点“水土不服”,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直至她遇到微信。

  在使用微信之初,三川玲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奇妙的乐趣。有一天,在“朋友圈”,她看到朋友们都在分享她的文章,“就像新闻联播一样,每个台都在播”。此后,这样的“三川玲时间”又上演了四五次。有人建议她开一个微信公众号,于是,2013年7月,“童书出版妈妈三川玲”应运而生,第一天订阅者超过1000人,数量越来越多。从一开始,三川玲的文章指向教育的三个要素,学校、家长、学生。

  开办公众号一个月后,三川玲被邀请去北京一个高端阅读会演讲,有人从新疆、江苏赶来听讲。她的一个企业家朋友评论道:“你应和了这个时代的进步。这些家长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想法,在社会上,却没有对应的教育理论、观念提供给这些新生代家长。”

  “信息头人”希望“共振”

  “童书出版妈妈三川玲”这一公众号,实则由三川玲和她丈夫晓白两人运营,三川玲写作,晓白编辑,两人分工完成。他们在编发稿件前,会每周开一次“选题会”,文章坚持纯原创,其中一些来自订阅者。

  写作稿件时,三川玲会预设一个假想的理想读者:“在我的朋友圈里,她最有见识、最深刻、最坦诚,如果我这篇文章写出来,连她都转发,不觉得丢份儿,那我就能把它发表出来。”这个读者的原型真实存在,是三川玲的挚友,一位财经作家。

  今年2月,在微信上,《读库》主编张立宪提到了两位“信息头人”,其中一位就是三川玲。对于信息头人,张立宪的解释是,“在兼具网络与现实的社群中,信息头人是部落的酋长,权威与责任并重”。这次推荐,“吸引来了很多知识分子,一看就很‘高大上’,都来关注我的公众号了”。

  事实上,三川玲的公众号的订阅者来自30多个国家,聚集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父母,“一旦他们的观念和我的观念变得一样,甚至能够引起‘共振’,影响中国”。对于这些订阅者,三川玲认为他们的见解并不比自己差,“很多时候,我写一篇三千字的文章,收到有质量的回复多达两三万字”。于是,她顺势在公众号推出订阅者的回复集锦。

  3月,三川玲发表了《要不要给孩子立规矩》一文,引发热烈讨论,回复呈井喷之势。其中,一位网名为“vivi”的网友回复道:“自己有时候就比较喜欢立规矩,管得太严,追求完美,忘记了她还是一个孩子。”

  矛盾双方的“信使”

  在三川玲看来,当今中国教育最大的矛盾是我们想要的教育和教育体制之间的矛盾。通过微信公众号,她接触到了大量家长、老师,家长们认为学校的老师把孩子当成机器一样来教,老师们则自承委屈,“他们苦口婆心,家长却听不进去”。

  “他们都喜欢我这个公众号,为什么会有这样完全相反的看法呢?这很奇怪。”三川玲感受到了双方之间的矛盾,想在其中起到某种作用,“我会把家长的心声传递到教育工作者那里,也会把教育工作者的心声传递到家长那里去”。简言之,她是双方的“信使”。

  以此为出发点,三川玲在公众号上发表了数篇文章。在《良好家校沟通的七个办法》一文中,她提出,家长要充分信任老师,有问题不要发牢骚、生闷气,在孩子面前抱怨;重视家长会,定期与老师沟通,注意老师发送来的短信,特别留意其中流露出来的教育观念。

  这些文章大受订阅者的欢迎。“老师觉得,终于有一个人懂我们了;家长读了才明白,原来那些老师的想法是这样来的,应该怎样和老师聊,才能相互理解。”三川玲让看不见彼此的双方通过公众号相见。

  三川玲念兹在兹的,是影响社会。她对记者说:“孩子本来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觉得应该放在主流教育的结构里去讨论,让所有人参与进来,甚至影响到政府决策。我希望通过一点一滴的改变来达成。”

  停顿一下,三川玲继续说:“骂教育体制的人,光在骂,没有人向前一步,那我希望我向前一步,我的订阅者也向前一步,你想如果真正有十万个有影响力的人向前一步,这个社会就会改变。”

  三川玲看阅读潮流

  这个多元、自媒体蓬勃而喧嚣的阅读环境中,什么是最值得重视或应该做的事情?

  目前,我认为微信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盗版。很多公众号赖以聚集人气的文章,都是偷过来的,没有向作者支付稿费,不尊重版权,他们甚至不觉得那叫“偷”。出现的结果是创作者越来越弱势。另外,要保持自由的环境,发出源自内心的声音。互联网最核心的精神是自由和平等,正是这两个基因,让彼此认可的人互相找到对方。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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