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兔：一个慰安妇的“最后”时光

　　■ 人物简介

　　上世纪90年代，山西农妇张先兔的名字随着幸存“慰安妇”的对日诉讼而为外界所知。1995年起，山西16位幸存“慰安妇”代表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张先兔参与了1998年的那次诉讼。

　　十几年中，不断有慰安妇含恨离去，如今，88岁的张先兔成了这批老人中的“最后一个”。

　　山西5月多风，沙砾被卷离地面，拍打到窗户上发出脆响。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北村，张先兔就这么盘腿坐在窗前的土炕上，这位88岁的老人眼睛和耳朵都倦怠了，她尽力往窗边凑，最后大抵是借着阳光的热度来判定，“今儿的天儿还凑合”。

　　一天，时常在这样的呆坐中流过，跟其他迟暮之年的老人没什么不同，漫长的人生在记忆里失焦，被问到之前的事，张先兔多半会颤巍巍地摇头，“记不清啦”。

　　苦命人

　　时间剥夺了张先兔顺畅表达心迹的能力，但一个日子老太太记得清楚，“1942年正月初二，正过年哩”。

　　那天，是她被日本兵掳走的日子。

　　“日子都给日本人毁啦。”采访这天，张先兔抓着记者的手，说这话时，再把另一只手叠上去，褶皱的皮肤冰凉而松弛，感觉不到一点力气，之后便是长长的沉默。

　　关于70多年前那段经历，只能由老人早年的一份口述补全：

　　1942年农历正月初二，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悦中，我春节前几天刚刚新婚，所以尤其高兴……才起床，日军冲进我家，叽里哇啦拉上我就走，我不让他们拉，一个人举起枪托就打。我男人当时只有13岁，过来拉住日本人求情，一个日本兵端起刺刀就要刺他……根本由不得你，他让你怎样，你就得怎样，稍不如他们的意，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脸上不知道挨了他们多少臂斗（巴掌）……

　　这段文字，出现在张双兵写的《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里。

　　今年59岁的李贵明和张先兔同村，是山西一位“慰安妇”民间调查员。

　　上世纪70年代末，村子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全村挤到打谷场里一起看。李贵明记得，当时电视里播抗战剧，村民们讨论，“咱村也有被日本鬼子欺负过的哩。”

　　乡亲们的东拼西凑中，年轻的李贵明知道了村里有个叫张先兔的女人。

　　她3岁丧母，自小被后妈许配给小她3岁的丈夫，日军抓她时，丈夫被刺刀吓傻，之后几年都不会说话，并落下了浑身哆嗦的毛病。

　　张先兔在日军据点里呆了20多天，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被家人赎出来时，婆家人不搭理，她在娘家养病养了一年多。

　　李贵明还记得早些年远远看到张先兔的模样：小脚儿，身体佝偻着，在街上总低着头。凑在巷口聊天晒太阳做针线活儿的老太太中，没有她的身影。

　　“去日本，讨公道”

　　静默了半个世纪，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

　　彼时，民间掀起对日索赔潮，许多侵华战争的受害者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方追责，“慰安妇”是其中重要一支。

　　李贵明首先想到了张先兔。1993年，他第一次找她。

　　“她什么都不肯说。”李贵明回忆那次会面，“她和老伴儿郭妹栓一个坐在炕边低头不说话，一个坐在柜子边的矮凳上不停发抖。”

　　李贵明一次次地登门游说。这个同村的后生拿报纸上学来的中日关系、国际局势劝说老太太，不管用；讲赴日劳工、细菌战受害者的索赔工作，也不管用。

　　直到有次说，“你就真的咽得下这口气，把受的罪都带进棺材？”张先兔才松了口，那是1994年，李贵明已找了张先兔不下20次。

　　1998年，在已有两批老人起诉日本的前提下，张先兔和另外9名“慰安妇”代表一起，加入了对日诉讼的队伍。

　　2000年，此案开庭，张先兔第一次赴日作证。

　　办护照、申请签证、书写材料，所有前期工作都是李贵明帮忙。一直到去日本之前，张先兔的两个儿子都不晓得她在忙什么。1993年开始，每次碰面他们都刻意避开小辈。

　　张先兔和多数老太太保持了一致，关于过去对晚辈们只字不提。

　　李贵明将张先兔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机场。“当时她挺高兴，挺乐观的。”李贵明觉得张先兔也在变化，跟参与起诉的老太太一起，大家相互影响，心里的结慢慢松了。

　　“去日本，讨公道。”张先兔一直有肺气肿的病，常常一句话说不完就要停下来，被问到14年前唯一一次出国经历，她喘着粗气。

　　赌局输了？还有希望

　　从日本回国时，李贵明去机场接张先兔回村。“她说在那边很顺利，日本民间很多热心人士帮她。”

　　张双兵也觉得，在先后参与诉讼的16位老人中，张先兔是相对乐观的一个，“总觉得官司肯定能赢。”

　　张双兵，山村老师，3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山西慰安妇调查，他碰撞的现实是，老人们三次自揭伤疤的勇敢，最终却都没等到期许的“公道”。

　　1998年的那次起诉，结果并无意外，2003年和2005年，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先后驳回诉讼；2005年11月，日本高等法院作出决定，不予受理。

　　“败诉对老人们的打击很大。”张双兵说，她们背着恐惧和屈辱活了一辈子，晚年终于把隐藏最深的秘密说出来，她们都是在赌。

　　但是十几年中，付出了各种努力，撕开了各种伤疤，逝去的老人把遗憾带进黄土，而活着的老人们发现，赌局输了。

　　赌局不止是对日本，李贵明记得，张先兔曾自言自语，“到底值不值啊，官司没打赢，名誉也没了，过去的事儿村里都知道了。”

　　李贵明不住地说“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现实生活还在继续，7年前，老伴儿郭妹栓过世，张先兔的日子更为寡淡了。

　　李贵明将郭妹栓视为上天对张先兔唯一的厚爱，很多受欺凌的“慰安妇”被遗弃、无法生育，婚姻和家庭都无比悲凉，张先兔算个例外。

　　张先兔和老伴儿跌跌撞撞走过一生，育有两子。小辈们也很孝顺，李贵明觉得，张先兔之所以问值不值得，很可能是觉得，自己原本可以有个更为平静的晚年。

　　上天似乎想让张先兔把世间的苦楚都尝个遍，50多天前，张先兔64岁的大儿子因病去世，老太太的精神一度垮掉了。“我活得太久了唉！”儿子的死，让老人无法释怀。

　　最后一个

　　从1982年意外发现第一位“慰安妇”开始，张双兵总共在山西境内寻访到123名慰安妇。

　　这两年，他参加最多的不是会议，而是葬礼。

　　2014年，张双兵参加葬礼频率更高，每个月都有几场，一月份，山西健在的慰安妇是23人，过了四个月，只剩下11人。

　　今年4月，“16人诉讼团”中的李秀梅老人离世，张先兔成了16人中唯一在世的老人。

　　这阵子，老太太也大体从访客的叙述里知道，自己成了“最后一个”。

　　2007年至今，民间团体和志愿者的工作重心转向关爱和救助尚在世的慰安妇，以此延缓她们的接连消逝，“和时间抢证据”。

　　张双兵等志愿者们最怕的，就是时间；但有的时候，他们又相信时间，“时间总会给历史以真相。”

　　最近，吉林省档案馆公布83件日军侵华的档案，“这里面就有关于慰安妇罪行的铁证。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对慰安妇的资金支持，都可以证明是一种国家行为。”很多志愿者看到了希望。

　　最近，一位已故“慰安妇”的子女正在收集相关材料，准备代替母亲展开新一轮的诉讼。中国“慰安妇”群体索赔团的名单中，“某某子女代为起诉”的字样越来越多。路很长，不好走，但即便老人离去了，她们后代对“公道”的诉求还没有放弃。

　　有一种痕迹可以看出，张先兔老人也没有放弃，每当有诉讼团的姐妹离开，逢人来看望，老人总会说“这些老太太死得不服气，心里还有怨有恨呢。”

　　每当张双兵跟她“汇报”，哪个团体又争取到一笔款项资助慰安妇群体，哪些组织准备开始对日本新一轮的诉讼。张先兔总会说，“双兵，你要坚持啊。”

　　这十几年里，一群陌生人注入了一位老者的暮年生活，张先兔的小屋中从不缺乏人气，后人们尽力不提起，尽力不使气氛变得压抑，尽力让老人的余生减少压力。

　　张先兔的孙女也说，看到年轻人造访，老太太也欢喜，她会拉着小一辈的手说，“谢谢你们来看我”。

　　有人发现，老人那间小屋虽然低矮局促，但有限的空间被收拾得干净整洁。被夸赞时，老太太会不好意思地笑出来，“日子嘛，就要打点得整齐些，我喜欢体体面面的，一辈子都是。”

　　临告别时，她最常说的一句“你们要记住历史，帮我们把路走下去。” 然后送到门口，远远地还挥手。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山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