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 我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阿甘

　　■ 对话动机

　　闲暇，韩红会思索死亡。

　　年少时，她的梦想是歌唱家，希望“唱死在舞台”；真的成了歌唱家后，梦想是公益人，希望“死在公益的路上”。

　　这个性情豪爽的女人，2012年5月，成立了“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基金会先后举行“百人援藏、百人援蒙、百人援疆”等大型公益行动，与全国顶尖医疗专家合作，深入我国西部贫穷地区，进行义诊会诊、送医送药等。

　　当下，壹基金、嫣然基金等广受质疑，“明星做公益”再次被推上舆论风暴。

　　面对公众对李连杰等人的质疑，韩红的态度果断，“我相信他”。

　　5月11日晚，中国传媒大学附近“最美和声”演播大厅，韩红向记者讲述自己十几年来与公益相关的心路历程。

　　聊基金会

　　我们也如履薄冰

　　访谈中，韩红像一个文艺女青年，保持着率性和可爱，当问到自己的基金会出问题怎么办时，“我杀了他”！掷地有声，多了一番江湖女侠的豪爽与痛快。

　　新京报：为何想成立基金会？

　　韩红：我之前几年都用特别笨拙的办法献爱心，有的基金会搞公益活动，我就拿着现金给基金会，后来我发现，我被骗了。

　　新京报：被基金会骗过？

　　韩红：骗过。那时候捐钱，傻子似的给人家捐，捐完以后，老百姓反映，根本没收到钱。

　　新京报：被骗之后呢？

　　韩红：我不再捐了，我要成立自己的基金会。我一定要让我的基金会干干净净，合法合理，于是两年前就成立了。

　　去年我开了一个捐赠人透明大会，《新闻联播》还报道了，我们连一包方便面的钱都公布了。

　　新京报：捐赠中有什么事让你印象深刻？

　　韩红：有的捐赠人捐了一块钱，捐钱后我们给对方邮寄捐赠证明，邮寄特快专递得花好几块钱。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一块钱？

　　韩红：我就是让你信任我，我经得起考验，如果我的基金会的同事把我骗了，他们做了什么不干净的事，那你放心，坐牢的一定是我，因为它叫韩红爱心基金。用名字，第一增加可信度，第二增加监督力量，如果我的同事那么不爱我，他愿意看着我坐牢那你贪就好了。

　　新京报：做基金会前后有什么不同吗？

　　韩红：当然，队伍越来越强大，事情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有经验。钱也好，物也好，真的送到受助人家里。

　　新京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名人圈里不多？

　　韩红：我不怕，韩红只有一个，赌得起就赌，赌不起不赌，我赌得起。

　　我发现现在很多基金会受到了攻击，比如李连杰基金会、嫣然基金会等，其实我们也一样。

　　新京报：你的基金会也受过攻击？

　　韩红：目前还没有，但我们也如履薄冰。因为我们知道哪一脚走快了，可能就会出麻烦，但好在有一点我很自信，我这里绝对干净。

　　聊募捐

　　为筹善款，参加满月宴

　　说到筹款，韩红扶了扶眼镜，但是鼻梁的眼镜还是下滑，她干脆摘下，用布巾抹了抹双眼，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新京报：几年来，为公益项目，你发起了多次募捐活动。

　　韩红：很逗，募捐中我发现，特别有钱的人往往不愿意捐助，想从一些大老板那里拿到赞助款非常难，也许他们想自己做（公益），也许因为别的。

　　新京报：自己主动开口要？

　　韩红：几年来我一直在主动开口。不然援藏、援疆等百人项目无法持续。我要感谢全国政协这个平台，当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时，雅安我们捐了两千多万。这钱一大部分来自经商的政协委员们。

　　但我做百人系列比较吃力，今年8月援青（青海）项目该启动了，现在还没拉到赞助，账面上没一分钱。

　　新京报：你打算怎么办？

　　韩红：为这事儿这几天我一直失眠。但是，既然要去做，就要坚持。

　　因为我不出去混圈子，所以我朋友很少。演艺圈的各种聚会，以及各种大老板的宴会，等等，我都没去过。我觉得很累，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如果我去肯定是怀有目的的，我会去游说那些有钱人捐钱给公益，但很多老板似听非听。

　　新京报：有些商人募捐的同时，希望你给他们带来名人效益。

　　韩红：是的。因为我是找别人要钱，要看别人愿不愿意。我常会自省，放下自己。比如我一开始跟他们谈时，势必要吃饭喝酒，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你不是艺术家不是音乐家，就是一个公益志愿者，就是一个想做一点不一样事的人，我已经有了这么多次的成功范例，我不能再停下，因为我身后有这么多人跟着我，像阿甘一样无目的地去向前奔跑，当他头发和胡须一样长的时候，他回头一看已有那么多人在他的身后不能停下。

　　新京报：常陪吃陪喝？

　　韩红：是。这是合理的，他们要我参加宴会、年会，比如唱广告歌、参加孩子的满月酒，我都去。他们为慈善事业捐了钱。

　　新京报：心情复杂吗？

　　韩红：我不觉得自己身份受辱，反而充满感激。我正在向生活做妥协和让步，我要去跟有钱的人称兄道弟，因为我希望从他们那里拿钱给到山区。

　　谈公益观

　　目前的慈善兵荒马乱

　　“我关？我凭什么关？偏不关！”说起基金会遭遇泼污水时是否考虑关闭，韩红睁大眼睛忿忿说道。她说她愿意为自己的基金会赌一把，她赌得起。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公益？

　　韩红：到现在，我对公益两个字仍是懵懂的，但我知道一点，在帮助别人时自己很快乐，在我捐出去两三万、十万百万甚至上千万时，我真的看到有的人经过我的捐助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甚至挽救了他们的生命，那一刻的满足，我想比我去了解“公益”两个字更深刻。

　　新京报：目前慈善的环境如何？

　　韩红：中国慈善现在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就像春秋战国时期各自为政，有爱心的人有一个基金会，究竟做得好与坏，做与不做，都不知道。

　　新京报：你理解质疑基金会的人吗？

　　韩红：完全理解。中国的慈善事业一直很脆弱，甚至举步维艰，这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够特别严谨等相关。包括基金会注册的种种条款和基金会本身自己不干净，导致人心对“慈善”两个字不信任，想扭转和改善，一定要通过时间和实事求是，不是一两天可以解决的。

　　新京报：相望于未来？

　　韩红：我本可以衣食无忧，我为什么要像一只蜗牛一样，背着这么沉重的壳朝前爬？因为我发现社会越来越残酷了，你不能黑白善恶不分美丑不分，你不能完全在做坏事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害怕和忏悔。我们一定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定以此行为来让自己的良心回到我们小时候那样纯粹。现在的人权、钱、色、交易，交个朋友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咱俩相互一利用，OK，成朋友了，扯淡，那是朋友吗？

　　新京报：有什么期望？

　　韩红：真诚希望我们这样的小基金会，在努力的同时，各国字头的大基金会也做出点榜样，是你们把人家心伤了，解铃还需系铃人。

　　新京报：大基金会做出榜样是公开透明还是？

　　韩红：是，你让人信你，让人家信赖你，你们有实力有能力呀。但你们能够得到别人质疑，那肯定，郭美美怎么不说跟我们韩红爱心有关系？

　　新京报：崔永元说了一句话，如果是别人无端对他泼脏水的话，他可能就要把基金会关了。

　　韩红：我就不关，我就是我，就相信我说的这句话，中国只有一个韩红，就像全世界只有一个阿甘一样，如果我过多顾及别人怎么看我，过多顾及别人怎么评价我的基金会，没工夫，我只做自己良心过得去的事，我做出来的事可以给所有人看，你可以指责我，谁让我是明星呢，但我也可以说，我经得起光环也扛得住谩骂，中国只有一个韩红。你让我关，我就不关。

　　聊名人做公益

　　梦想是成为中国的阿甘

　　韩红在一张黑色沙发上坐定，背稍稍后仰，以保持舒服的姿势，听到“李连杰被质疑”这一话题，他身体前倾，不假思索，“他没问题”。

　　新京报：最近，李连杰、崔永元的基金会再遭质疑。你怎么看？

　　韩红：我相信他们。

　　新京报：相信他们？

　　韩红：对。崔永元是我好朋友，我对他毋庸置疑。李连杰是我敬仰的人，我完全信任他……

　　新京报：那你理解质疑李连杰等明星的人吗？

　　韩红：理解。对明星而言，能接受光圈的同时也应接受谩骂。

　　目前，明星参与慈善的确不够多，也不知道明星是怎么想的，或许各有苦衷吧，因为你看当国家有什么事，遭骂的也是明星，明星其实也挺脆弱的，越来越成为一个弱势人群了。

　　新京报：做公益中，有的明星只是走过场？

　　韩红：我不去判断他是不是走过场，即便是走过场能去就是一份心。要我说的一句话现在成为我们基金会的座右铭了：一念起便是恩情，一缘起便是万水千山，一念起人家走一个过场，动了这个善念，便是万水千山。

　　我现在是脚踏实地做事，我也不去辩解，我们也不替其他基金会辩解基金会的事，我注重“行动”两个字。

　　新京报：明星生活中，花多少时间做公益？

　　韩红：60%时间在做公益。大部分忙基金会的事情。

　　新京报：愿意做歌手还是公益人？

　　韩红：我觉得更愿意人们把我当成韩红爱心基金会的负责人发起人。

　　新京报：但别人都叫你明星？

　　韩红：我不喜欢明星，但我不装，我就是靠明星发迹的，没有这张脸没有办法捐更多钱，我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阿甘，明星俩字我不喜欢，但我受用因为帮到我。

　　新京报：你曾说做公益，期望千古流芳，这话很多明星不敢说。

　　韩红：我不光说千古流芳，我还说希望有一天我不在这个世间时，韩红爱心团队依然存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老韩已经死去三十年，我的团队依然存在。

　　新京报：有你的影子？

　　韩红：宋庆龄先生离开了，她的精神魂魄一直都在基金会发扬光大，我就希望有一天，打开一个中国的版图时，那个版图上面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旗子，那代表韩红爱心的人去过的每一个地方，中国很大，我们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插上鲜艳的小旗子，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坚持。

　　聊公益生活

　　我愿意死在公益路上

　　和青年时候“死在舞台上”的期望不同，经历了公益慈善之后，韩红选择了新死法，她认为死在公益路上最有意义。说这话时，她像讲述一个温暖的故事，丝毫没有死亡带来的寒意。

　　新京报：公益生活何时开始？

　　韩红：1999年10月，在贵州麻岭风景区，正在运行的缆车突然坠毁，悲剧发生刹那，一个父亲用双手托起了自己两岁半的儿子。结果，儿子得救了，父母却遇难。我得知后，深深感动，创作了歌曲《天亮了》。

　　我一种直观的感觉是孩子的未来很艰苦，人性本能的善良让我去主动亲近、帮助这个孩子。我助养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从这时起，我算是真正认识公益。

　　新京报：一发不可收拾？

　　韩红：就我本人而言，我对金钱不感兴趣。一年就我一个人生活，OK，我能花多少钱？

　　潘子灏是我助养的第一个孤儿。接下来十多年里，我成了第二个，第三个……第229个孤儿的妈妈。

　　新京报：妈妈？

　　韩红：他们叫我妈妈。对于那些孤儿，我不是个称职的妈妈，我只是替他们交了学杂费等。我通常跟学校达成共识，孩子们收到钱后，成绩单寄给我。

　　新京报：你看吗？

　　韩红：看。大部分孩子的成绩都非常好。

　　做公益以来，我常留意网络给我的最有价值的留言，我都存下来，有孩子说韩老师等我长大了等我有钱了，我要和你一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脆弱的人……每每看到这样的留言，我充满着力量。

　　新京报：援藏、援疆及接下来的援青会非常艰苦。

　　韩红：非常苦。今年8月的援青项目，四天都在四千多米海拔高度的贫困地方。做这个行业要有一种冒险的精神，我已经死过两次了。

　　新京报：怎么讲？

　　韩红：甘肃舟曲泥石流时，我启动我们自己的应急措施展开救援，在前往的路上翻车了，连人带车滚出去六七米。但好人好报，我没事。汶川地震救援时，也是车祸。余震的时候，一个比面包车还大的石头滚下来，差一点砸到车。我做公益不是走马观花，我做公益不是到那儿拍张照回来。我用命做。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某一天自己要做一个真正的妈妈，有一个家庭？

　　韩红：作为成年人来讲谁不想呢，但是这个东西第一是要靠缘分的。我常年做公益总面临危险，自己都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觉得我能对一个家庭负责吗？我会像今天这么自由吗？把你所有的爱都给更多的陌生人吗？

　　新京报：可不可以认为公益“绑架”了你，本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但你踏上了公益的快车道停不下来。

　　韩红：我不欣赏你用“绑架”这两个字，绑架是不情愿的，而我是情愿的。我喜欢你用“我踏上公益列车之后一路前行，停不下是因为速度，因为飞驰而过的风景，抑或是因为我的公益梦想一直在路上，所以我喜欢这种飞驰的感觉”。

　　新京报：飞驰着一直将公益进行到底？

　　韩红：我承认我从小心理就有英雄主义精神，我觉得如果我不是战死在疆场，那么我就应该是死在这样的环境恶劣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小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有一天我可以唱死在这个舞台上，我唱着唱着突然有一天没有了，倒下了。真的，后来你看我现在长大了。40多岁了，又觉得我应该死在——已经没有机会死在疆场——那好吧，我可以死在公益的路上。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摄影/新京报记者 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