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特别报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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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岩松VS吴晨 传统+社会责任构筑未来

2014年05月14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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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岩松2004年创立MAD建筑事务所,并在2006年以“梦露大厦”在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ABSOLUTE超高层住宅国际竞赛中胜出,该项目已于2012年年底落成,它被CTBUH(高层建筑与人居环境委员会)评选为美洲地区高层建筑最高奖,并获得2012年全球最佳摩天楼奖。马岩松主导的MAD项目设计种类从城市规划、城市综合体建筑、博物馆、住宅到文化艺术作品,丰富多样。
中国尊主创建筑师及负责人吴晨是首位获得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与英国皇家特许规划师等国际最高专业资质的大陆建筑师。他有十余年主创并负责大型项目的经历,创作了很多大型的公共项目,如北京南站。由于他对建筑设计领域的突出贡献,2014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是授予中国公民的最高荣誉之一。

  以马岩松的中央公园广场、吴晨的中国尊为代表,中国新一代建筑师正在崛起。事实上,马岩松、吴晨等被冠以“未来派”的头衔本身便寓意了对中国派建筑师崛起的期待。那么他们能否终结这一长达十余年的“中国已成外国建筑师试验场”的格局,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马岩松 

  跟传统的对话就是未来

  新京报:你设计的中央公园广场入围此次中国当代时代建筑评选,你如何看待?

  马岩松:中央公园广场是一个综合项目。它在朝阳公园的边缘,我希望它和自然和城市里面的人能起到一个融合和衔接的作用,而不是想把它设计成一种很强的高楼大厦,很现代派的感觉。

  我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意境。它和朝阳公园的景观能有一个相互通透的关系,从公园往外看不会觉得外面的城市包围着你,会觉得是公园景观的一部分。城市里也会感觉到这个项目是公园向城市的延伸,所以我是从这样的感觉出发进行山水城市的实践。

  之前我们提到这些城市山水的概念,就是希望把北京或者中国城市的一些传统的人与自然、建筑与自然结合的理念能够运用到现代建筑,运用到未来的这些高密度城市,我们现在不可能住园林,必须要有高楼大厦时,能不能实现传统城市的那种意境?所以山水城市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概念,中央公园广场这个项目其实就是这个概念的一个实践。

  新京报:中央公园广场项目和你之前的梦露大厦相比,有何优势?

  马岩松:我是2006年设计的加拿大梦露大厦,2012年建成,建成的时候全世界所有高层建筑奖都给了它,原因是它能体现出生命感,跟以往的高层建筑都不一样。

  我觉得北京的中央公园广场项目比当年的梦露大厦走得更远,因为我在追求一种写意的语言,就是它有一种高山流水的意境。更重要的是它跟城市的对话。古代园林里面就有“借景”的说法。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在城市大楼里用这种手法,所以我觉得在操作上还是挺复杂的,也是挺新的一个尝试。

  新京报:从网友评价来看,中央公园广场和中国尊也是得票最高的,你怎么看待得票高的现象?

  马岩松:这两个项目是得票最高的?挺有意思,因为这两个项目还没建好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吧。

  因为我们的项目在谈中国的山水文化。这种山水文化和城市的结合,在文化上是这个时代普遍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城市、中国的新建筑是以什么文化为出发点的?北京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经历过各种新建筑、西方的建筑的洗礼,大家可能有这个思考吧。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建筑都还没有建成,大家在这么一个城市里对于还没有建的房子有很大的期待,也代表了大家对今天这个城市有很多不满。

  新京报:有评论将你和吴晨等中国建筑师归为未来派,你赞同吗?

  马岩松:在我眼里,其实我是在和传统对话,可能跟传统对话也就是未来吧,未来和传统一对话就变成了现在。大家可能看到了我的建筑中有一点未知的元素,好像不属于现在也不属于过去。这种未知的或者新鲜的感觉,让大家很容易把它定义成是未来的。不过谈到意境、谈到对环境的尊重,其实是一个挺传统的方式,我感兴趣的是,传统的这些思想把它变成未来城市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新京报:你觉得你们的实践会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吗?

  马岩松:中国现在主流的建筑应该还是商业式的建筑,也可能永远都会是。所以主流不主流一说,我觉得并不影响建筑师自己决定应该做什么。其实对于不同文化建筑师的抗拒,只有在中国特别明显。中国建筑师也应该多在国外实践,面对不同的客户,这样才可能在不同的视点认识到自己的处境。

  吴晨 

  希望代表社会发展趋势

  新京报:2003年你就首先提出了“中国正在成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这一命题,至今也有11年了。这11年里,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外国建筑师的作品仍然很受青睐,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吴晨:不要让中国成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并不意味着排斥外国建筑师的作品。

  当时,整个社会对国外建筑师是膜拜的心态,而对不同类型的建筑师其实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对建筑作品的分辨能力和筛选能力也相对弱一些,于是一些并不适合当地环境的建筑在狂热中建设起来,这样的势头特别让人担心。

  而经过这11年的磨练,我们整个社会更加成熟,不管是从业者本身还是领导、评论家、文化学者,接触的看到的都更多更广,大家的心态其实更加开放,不过反倒能以更客观、成熟的心态来看待外国建筑师的作品。

  新京报:这种变化具体指的是什么?

  吴晨:我们对国外建筑大师、商业事务所的作品从狂热地追捧转变为客观分析,我们会更多考虑建筑设计本身,审慎地综合判断将设计付诸建设后的整体影响。外国建筑师仍然会在中国留下他们的作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越来越考虑作品与中国环境和文化的融合。

  而同时,国外建筑师在工作中的方式已经得到了改变。中国建筑师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很多项目上都已经成为项目的引领者、主角。他不单单作为一个国外建筑师的助手,而是更主动地以合作的水准参与到创作、建设过程中,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发展现象。当然在这过程中还是有一些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中国建筑师越来越多是以平等的身份、平等的态度去参与到整个社会发展和建筑创作中。

  新京报:现在外界将你和马岩松视为中国建筑未来派的代表,你怎么看?

  吴晨:我不太了解对“未来”是怎样定义的。如果说,未来派是指中国建筑主流意识的未来代表,那么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努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建筑师,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每一个社会成员对空间的需求都是通过建筑师来实现的,建筑师本身不应该过多地强调自我理想的实现,而更多地应该去体现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我在探索城市复兴理论发展的同时,创作了很多大型的公共项目,如南京火车站、北京南站等,更多代表主流意识的价值观。我希望我的工作能更多地代表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

  新京报:你设计的中国尊和马岩松设计的中央公园广场在这次评选中得票最多,这是否能够代表社会对于中国建筑师未来的期待,像你或者马岩松这样的中国青年建筑师能否取代外国建筑师?

  吴晨:评选开始,我得知中国尊入围了中国当代十大建筑。由我主创的中国尊,作为当今中国建筑师主创的最高的建筑,能够得到舆论和公众的关注,作为建筑师来说是非常欣喜的一件事。

  我们希望世界是多极的世界。但从不认为,某一代人的崛起必然取代另一代人或中国建筑师应该取代国外建筑师,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化、能够和谐共生的。无论建筑用何种思想、何种流派、何种背景、何种技术的方式去表述,只要能对社会发展进步有贡献,就都有它存在的必然价值。实际上,我们跟外国建筑师应该更好合作,这种合作应该是平等、交融式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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