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发展 投资教育更划算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二

　　李宏彬 1972年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C.V.Starr讲席教授、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课题主要围绕人口、教育等。1993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1995年在农大读硕士期间赴美留学，200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7年加盟清华经管学院前，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2009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李宏彬：经济学可以很好玩

　　李宏彬说，读大学之前选专业是很随机的，跟现在的高中生一样，不知道应该选什么专业，也不知道各个专业都学些什么。但一个偶然的经历，坚定了他与经济学的缘分。

　　1993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有位斯坦福经济学教授Scott Rozelle和他的博士生Albert Park来中国农村做调研。李宏彬帮助他们在陕西做调查员。四五十页的问卷很长，一份入户调查可以从早上持续到下午才结束，话题涵盖生产、消费、教育、生育、粮食储存、就业等多个方面。“我发现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很想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问卷，是想研究些什么。”后来，李宏彬就被推荐到斯坦福继续学习。“那个年代能够获得这样的推荐信，是非常幸运的”，李宏彬说。

　　李宏彬在个人微博上，对自己的简介一栏写着“经济学可以很好玩”。他解释道，很多经济学问题，大家都会感兴趣，只不过我们需要用有趣的方式讲出来才行。

　　他曾经为自己女儿所在小学的同学们用“喜羊羊”讲过一堂经济学课。按照媒体当时的报道，他说，经济学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个选择的学问。“比如每天放学后的时间有限，除了必须睡觉、做作业外，只剩下两个小时，是去锻炼身体、看书，还是出去玩？怎么样的选择是能够得到最多收获的，这就是一个经济学的思维。”

　　【核心观点】

　　随着出生率、生育意愿的下降，我国人口结构在未来二三十年，会与目前欧洲、日本等地一样，无法避免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和福利泡沫等问题的出现。尽管马上放开计划生育，已无法扭转这一趋势，但也应该即刻放开。同时，因我国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等回报率较高，应加大对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才能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宏观调控要做好市场预期引导

　　新京报：在当下经济改革议题中，你个人比较关心哪一项？

　　李宏彬：针对短期宏观经济下行的现状，近期有一个讨论，就是政府要不要刺激经济。其中有一个说法是，为了实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现在要改革，要调结构，因而要忍受短期的经济下行。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其实短期调控和长期改革并不一定矛盾。当经济短期下行的时候，往往国家都需要刺激，缩小经济波动幅度。而如何去刺激则是另一个话题。刺激应该是通过宏观的、充分发挥市场自身运行机制的方法，避免微观的、干预市场、干预企业的刺激。比如，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或者减少行政审批、放开市场准入、减税等手段。

　　另外，现在地产估值可能过高，有些地方出现泡沫，应该避免直接捅破泡沫。因为这会造成大量企业、个人破产，银行也会受拖累，影响太大。宏观调控的一个底线应该是，要避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

　　李宏彬：刺激是对的，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却变成了批项目，干预了市场，干预了企业的微观经营行为。

　　短期内，经济下行的下限在哪里，是7.5%？如果目标只是盯在增长率上，是很难说清的。因为GDP长期增长率究竟是多少，现在没有人知道，要计算出来对经济学家来说也是个难题。所以大部分国家盯的，是通胀率和失业率。

　　我国的调查失业率并没有对外公布，所以政府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也给宏观调控带来了一定困难。宏观调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预期的引导，如果市场和政府之间的预期不一样，就很难引导，容易出现大起大落。比如，政府通过失业率等数据发现经济状况很好，不需要调控，但市场却没有得到这个信息，还在期待政府刺激经济。对市场预期引导不充分会导致政府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容易增加经济的波动。

　　劳动力短缺已不可避免

　　新京报：你曾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人们常常容易忽视人口转型因素对经济中长期走势的影响。具体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李宏彬：人们往往以为，人口多对经济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现代经济学认为，人口多了，劳动力供给就会多，市场也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也有证据显示，人口多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创新。

　　很久之前，人们会生很多孩子，因为生了10个，可能只能活下来5个，而养老可能需要5个孩子。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人们意识到，不需要生那么多孩子了，就会少生。这个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演化的过渡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型。

　　西方国家的人口转型发生在工业革命时，英国、美国等国家生育率大幅下降，这个过程的时间很长，用了大概一两百年。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很多代，每一代的生育率下降得并不多，所以，当时的人们体会不是很深。

　　但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出现新的人口转型。由于一战、二战、西班牙大流感、美国大萧条等，造成上个世纪前50年的生育率很低。二战后，美国大兵回国，出现生育潮、婴儿潮。这些孩子在六七十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当时的年轻人多，干活的人多，被养活的人少。同时，年轻人储蓄率高，有利于投资。另外，年轻人多也有利于发明创造、创新。从劳动力市场、资本量、创新这三个角度，都有利于经济增长。

　　这一波婴儿潮一代，在90年代逐渐进入退休年龄，退出劳动力市场。但由于他们生的孩子很少，所以，欧美、日本等地区，人口结构发生逆转，老年人增多，年轻人减少，同时人均寿命提高，老龄化严重。从劳动力市场、资本量和创新来讲，老龄化对经济发展都不利。这也是为什么，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长期低迷，欧洲表面看还可以，但其实主要是靠借债。

　　新京报：你此前也提到，我国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着问题。一边是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另一边则是返乡潮或大量剩余劳动力留存。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改变？

　　李宏彬：其实是一码事。工资上涨反映了劳动力短缺，总劳动人口下降。农村中，年轻的劳动力基本都已经转移出来了，只留下年龄比较大的劳动力。想吸引留守农村年龄比较大的劳动力出来工作，成本比较高。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为什么出来呢？除非给更高的工资。今后二三十年，劳动力短缺这个问题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能够做的就是两点，第一，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每个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第二，大量用机器代替人力。

　　生育率下降不是中国独有

　　新京报：此前你曾倡导单独二胎。目前，这一政策陆续在全国实行。你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人口政策？这样的政策对我国未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李宏彬：人口问题上，我们跟美国、日本、欧洲很像，只是我们的变化来得晚而已。我们的婴儿潮也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后，出生率就开始下降，而且下降非常快。我们是从生6个孩子下降到1.4个、1.5个，并且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完成了他们200年的转型。未来三十年，我们会感受到同样的问题，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

　　新京报：我们也将面对福利泡沫的问题？

　　李宏彬：我们同样会有福利的问题。养老、医疗等，都将面临大量支出。

　　新京报：在单独二胎实行后，我国人口结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对于经济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李宏彬：变化不会很大，现在的年轻人不爱生孩子，甚至都不爱结婚。全世界范围内，计划生育政策只有中国有，但生育率下降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全世界都在下降。以中国和印度做比较，1950年，印度每个女性也差不多生育6个小孩，和中国没有太大区别。事实上，印度虽然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在下降。生育率的下降，计划生育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其实是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不生孩子，主要取决于女性的工资。随着女性工资水平的提高，其照顾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在上升，牺牲时间就是牺牲收入。所以说，全球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工资的上升。现在，不只是生育意愿在降低，包括结婚的意愿也在下降。我们就算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会出现生育率的大幅提高。

　　新京报：该来的问题还是会来？

　　李宏彬：这个问题已经不可避免了。现在生育已经来不及了，今后二十年必然面对劳动力短缺。印度生育不受限制，但现在平均才生2.5个，美国平均不到2个，中国香港不到1个，全球如此。

　　新京报：那么，下一步，我国的人口政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李宏彬：劳动力数量已经开始下降，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放开单独二胎还不够，计划生育应该全面放开。同时，制定福利政策时要格外谨慎，要考虑长远。欧洲和日本都有这个问题，当初制定福利政策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变化。短期内劳动力多，供养人多，被供养人少，高福利是可以维持的。但现在倒过来了，供养人少，被供养人多，所以高福利变成了大问题。

　　就长期发展来讲，下一步需要提高每个人的能力，教育就是很重要的因素。

　　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回报率高

　　新京报：你对教育投资、教育与就业关系非常关注。你曾提到，大学的教育回报率在改革开放之后增长迅速。这里的教育回报率是个怎样的概念？目前，我国的教育回报率现状如何？

　　李宏彬：教育比较复杂，因为教育最大的成本是时间。简单来说，教育回报率是指，多读一年书，会增加多少收入。比如，大学生跟高中生比，（初入社会的）收入多了40%，四年大学教育每年的回报率就是10%。在中国，平均每多读一年书，教育回报率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2%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0%左右。大学教育的回报率更高，平均每年15%左右。回报比较低的是高中，研究数据显示，高中学历跟初中比，工资没有明显的区别。

　　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简单比较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收入差异，并不一定都是教育带来的回报，也会有人群的能力差异。为了剔除掉能力差异等不可观测因素对收入的影响，采取的办法是双胞胎比较。双胞胎的家庭背景、能力等因素相同，他们之间的比较可以剔除掉这些因素的干扰，收入的不同则来源于教育水平的差异。剔除掉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大学的回报率每年为10%左右，职业教育每年7%-8%，高中是0。最终学历是高中或者是初中，工资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现在的高中主要以做题、考试为主，如果没考上大学，三年做题、考试不能增加你的就业价值。这就说明，大力发展教育的话，应该是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大学教育扩张很快，但是职业教育还可以更好。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知识和技能将更大程度地改变个人的经济地位，同时，投资高等教育对推动经济长期增长非常合算。2012年时，中央财政预算按国内生产总值的4%安排教育经费。这样的比例，是否合理或充足？

　　李宏彬：很难说多少比例合理，多少是不合理，还要看财力和机会成本。总的来说，投资教育是很划算的，回报率高。

　　过去更倾向于投资基础设施，比如铁路、公路、机场。未来投资在人上，可能更划算，比如教育、医疗领域。投资在人上，短期内看不到回报，不像修路，GDP一下子就上来了。随着政绩考核机制的改变，淡化GDP在政绩考核中的地位，政府可能会更多投入在教育、医疗方面。

　　■ 同题问答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众多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A：人口、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政府职能改革，都很关心，彼此都是相关的，所以才会推出一揽子计划。

　　Q：未来两年是上述改革推进的重要窗口期，你认为两年内，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最需要改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尤其是财政关系。地方财力不足，还要做事情，只能靠卖地、靠借钱，也就是所谓的地方融资平台。应该改变税收的分配体制，给地方更多的财权。还有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现在是中央批项目，一个项目，所有省都在争，所有省都上相同的项目，既干预了市场，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其实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财政或者其他方式，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此外，现在说要改变政绩考核方式，不看GDP，但是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考核目标，地方政府就会很茫然。所以，考核指标一定要明确化，要不地方政府不知道往哪儿努力。

　　Q：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A：农业，因为还不够市场化。养老和医疗，因为我国小孩少，老人多。教育，未来教育将发生根本性改变，职业教育的市场格局将发生很大改变。另外，目前国内的金融还是大银行为主，需要大量地方性的小银行，我国金融中介数量不足。还有环保和节能，老百姓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国内的能源价格太贵，需要大量新产品以节约能源。

　　Q：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话题？

　　A：当有些话语权的时候，有点良心就好了。

　　B06-B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嘉妮 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