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6: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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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发展 投资教育更划算

2014年05月14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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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二

  李宏彬 1972年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C.V.Starr讲席教授、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课题主要围绕人口、教育等。1993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1995年在农大读硕士期间赴美留学,200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7年加盟清华经管学院前,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2009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李宏彬:经济学可以很好玩

  李宏彬说,读大学之前选专业是很随机的,跟现在的高中生一样,不知道应该选什么专业,也不知道各个专业都学些什么。但一个偶然的经历,坚定了他与经济学的缘分。

  1993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有位斯坦福经济学教授Scott Rozelle和他的博士生Albert Park来中国农村做调研。李宏彬帮助他们在陕西做调查员。四五十页的问卷很长,一份入户调查可以从早上持续到下午才结束,话题涵盖生产、消费、教育、生育、粮食储存、就业等多个方面。“我发现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很想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问卷,是想研究些什么。”后来,李宏彬就被推荐到斯坦福继续学习。“那个年代能够获得这样的推荐信,是非常幸运的”,李宏彬说。

  李宏彬在个人微博上,对自己的简介一栏写着“经济学可以很好玩”。他解释道,很多经济学问题,大家都会感兴趣,只不过我们需要用有趣的方式讲出来才行。

  他曾经为自己女儿所在小学的同学们用“喜羊羊”讲过一堂经济学课。按照媒体当时的报道,他说,经济学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个选择的学问。“比如每天放学后的时间有限,除了必须睡觉、做作业外,只剩下两个小时,是去锻炼身体、看书,还是出去玩?怎么样的选择是能够得到最多收获的,这就是一个经济学的思维。”

  【核心观点】

  随着出生率、生育意愿的下降,我国人口结构在未来二三十年,会与目前欧洲、日本等地一样,无法避免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和福利泡沫等问题的出现。尽管马上放开计划生育,已无法扭转这一趋势,但也应该即刻放开。同时,因我国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等回报率较高,应加大对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才能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宏观调控要做好市场预期引导

  新京报:在当下经济改革议题中,你个人比较关心哪一项?

  李宏彬:针对短期宏观经济下行的现状,近期有一个讨论,就是政府要不要刺激经济。其中有一个说法是,为了实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现在要改革,要调结构,因而要忍受短期的经济下行。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其实短期调控和长期改革并不一定矛盾。当经济短期下行的时候,往往国家都需要刺激,缩小经济波动幅度。而如何去刺激则是另一个话题。刺激应该是通过宏观的、充分发挥市场自身运行机制的方法,避免微观的、干预市场、干预企业的刺激。比如,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或者减少行政审批、放开市场准入、减税等手段。

  另外,现在地产估值可能过高,有些地方出现泡沫,应该避免直接捅破泡沫。因为这会造成大量企业、个人破产,银行也会受拖累,影响太大。宏观调控的一个底线应该是,要避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

  李宏彬:刺激是对的,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却变成了批项目,干预了市场,干预了企业的微观经营行为。

  短期内,经济下行的下限在哪里,是7.5%?如果目标只是盯在增长率上,是很难说清的。因为GDP长期增长率究竟是多少,现在没有人知道,要计算出来对经济学家来说也是个难题。所以大部分国家盯的,是通胀率和失业率。

  我国的调查失业率并没有对外公布,所以政府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也给宏观调控带来了一定困难。宏观调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预期的引导,如果市场和政府之间的预期不一样,就很难引导,容易出现大起大落。比如,政府通过失业率等数据发现经济状况很好,不需要调控,但市场却没有得到这个信息,还在期待政府刺激经济。对市场预期引导不充分会导致政府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容易增加经济的波动。

  劳动力短缺已不可避免

  新京报:你曾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人们常常容易忽视人口转型因素对经济中长期走势的影响。具体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李宏彬:人们往往以为,人口多对经济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现代经济学认为,人口多了,劳动力供给就会多,市场也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也有证据显示,人口多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创新。

  很久之前,人们会生很多孩子,因为生了10个,可能只能活下来5个,而养老可能需要5个孩子。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人们意识到,不需要生那么多孩子了,就会少生。这个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演化的过渡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型。

  西方国家的人口转型发生在工业革命时,英国、美国等国家生育率大幅下降,这个过程的时间很长,用了大概一两百年。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很多代,每一代的生育率下降得并不多,所以,当时的人们体会不是很深。

  但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出现新的人口转型。由于一战、二战、西班牙大流感、美国大萧条等,造成上个世纪前50年的生育率很低。二战后,美国大兵回国,出现生育潮、婴儿潮。这些孩子在六七十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当时的年轻人多,干活的人多,被养活的人少。同时,年轻人储蓄率高,有利于投资。另外,年轻人多也有利于发明创造、创新。从劳动力市场、资本量、创新这三个角度,都有利于经济增长。

  这一波婴儿潮一代,在90年代逐渐进入退休年龄,退出劳动力市场。但由于他们生的孩子很少,所以,欧美、日本等地区,人口结构发生逆转,老年人增多,年轻人减少,同时人均寿命提高,老龄化严重。从劳动力市场、资本量和创新来讲,老龄化对经济发展都不利。这也是为什么,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长期低迷,欧洲表面看还可以,但其实主要是靠借债。

  新京报:你此前也提到,我国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着问题。一边是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另一边则是返乡潮或大量剩余劳动力留存。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改变?

  李宏彬:其实是一码事。工资上涨反映了劳动力短缺,总劳动人口下降。农村中,年轻的劳动力基本都已经转移出来了,只留下年龄比较大的劳动力。想吸引留守农村年龄比较大的劳动力出来工作,成本比较高。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为什么出来呢?除非给更高的工资。今后二三十年,劳动力短缺这个问题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能够做的就是两点,第一,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每个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第二,大量用机器代替人力。

  生育率下降不是中国独有

  新京报:此前你曾倡导单独二胎。目前,这一政策陆续在全国实行。你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人口政策?这样的政策对我国未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李宏彬:人口问题上,我们跟美国、日本、欧洲很像,只是我们的变化来得晚而已。我们的婴儿潮也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后,出生率就开始下降,而且下降非常快。我们是从生6个孩子下降到1.4个、1.5个,并且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完成了他们200年的转型。未来三十年,我们会感受到同样的问题,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

  新京报:我们也将面对福利泡沫的问题?

  李宏彬:我们同样会有福利的问题。养老、医疗等,都将面临大量支出。

  新京报:在单独二胎实行后,我国人口结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对于经济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李宏彬:变化不会很大,现在的年轻人不爱生孩子,甚至都不爱结婚。全世界范围内,计划生育政策只有中国有,但生育率下降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全世界都在下降。以中国和印度做比较,1950年,印度每个女性也差不多生育6个小孩,和中国没有太大区别。事实上,印度虽然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在下降。生育率的下降,计划生育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其实是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不生孩子,主要取决于女性的工资。随着女性工资水平的提高,其照顾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在上升,牺牲时间就是牺牲收入。所以说,全球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工资的上升。现在,不只是生育意愿在降低,包括结婚的意愿也在下降。我们就算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会出现生育率的大幅提高。

  新京报:该来的问题还是会来?

  李宏彬:这个问题已经不可避免了。现在生育已经来不及了,今后二十年必然面对劳动力短缺。印度生育不受限制,但现在平均才生2.5个,美国平均不到2个,中国香港不到1个,全球如此。

  新京报:那么,下一步,我国的人口政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李宏彬:劳动力数量已经开始下降,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放开单独二胎还不够,计划生育应该全面放开。同时,制定福利政策时要格外谨慎,要考虑长远。欧洲和日本都有这个问题,当初制定福利政策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变化。短期内劳动力多,供养人多,被供养人少,高福利是可以维持的。但现在倒过来了,供养人少,被供养人多,所以高福利变成了大问题。

  就长期发展来讲,下一步需要提高每个人的能力,教育就是很重要的因素。

  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回报率高

  新京报:你对教育投资、教育与就业关系非常关注。你曾提到,大学的教育回报率在改革开放之后增长迅速。这里的教育回报率是个怎样的概念?目前,我国的教育回报率现状如何?

  李宏彬:教育比较复杂,因为教育最大的成本是时间。简单来说,教育回报率是指,多读一年书,会增加多少收入。比如,大学生跟高中生比,(初入社会的)收入多了40%,四年大学教育每年的回报率就是10%。在中国,平均每多读一年书,教育回报率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2%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0%左右。大学教育的回报率更高,平均每年15%左右。回报比较低的是高中,研究数据显示,高中学历跟初中比,工资没有明显的区别。

  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简单比较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收入差异,并不一定都是教育带来的回报,也会有人群的能力差异。为了剔除掉能力差异等不可观测因素对收入的影响,采取的办法是双胞胎比较。双胞胎的家庭背景、能力等因素相同,他们之间的比较可以剔除掉这些因素的干扰,收入的不同则来源于教育水平的差异。剔除掉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大学的回报率每年为10%左右,职业教育每年7%-8%,高中是0。最终学历是高中或者是初中,工资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现在的高中主要以做题、考试为主,如果没考上大学,三年做题、考试不能增加你的就业价值。这就说明,大力发展教育的话,应该是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大学教育扩张很快,但是职业教育还可以更好。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知识和技能将更大程度地改变个人的经济地位,同时,投资高等教育对推动经济长期增长非常合算。2012年时,中央财政预算按国内生产总值的4%安排教育经费。这样的比例,是否合理或充足?

  李宏彬:很难说多少比例合理,多少是不合理,还要看财力和机会成本。总的来说,投资教育是很划算的,回报率高。

  过去更倾向于投资基础设施,比如铁路、公路、机场。未来投资在人上,可能更划算,比如教育、医疗领域。投资在人上,短期内看不到回报,不像修路,GDP一下子就上来了。随着政绩考核机制的改变,淡化GDP在政绩考核中的地位,政府可能会更多投入在教育、医疗方面。

  ■ 同题问答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众多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A:人口、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政府职能改革,都很关心,彼此都是相关的,所以才会推出一揽子计划。

  Q:未来两年是上述改革推进的重要窗口期,你认为两年内,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最需要改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尤其是财政关系。地方财力不足,还要做事情,只能靠卖地、靠借钱,也就是所谓的地方融资平台。应该改变税收的分配体制,给地方更多的财权。还有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现在是中央批项目,一个项目,所有省都在争,所有省都上相同的项目,既干预了市场,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其实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财政或者其他方式,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此外,现在说要改变政绩考核方式,不看GDP,但是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考核目标,地方政府就会很茫然。所以,考核指标一定要明确化,要不地方政府不知道往哪儿努力。

  Q: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A:农业,因为还不够市场化。养老和医疗,因为我国小孩少,老人多。教育,未来教育将发生根本性改变,职业教育的市场格局将发生很大改变。另外,目前国内的金融还是大银行为主,需要大量地方性的小银行,我国金融中介数量不足。还有环保和节能,老百姓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国内的能源价格太贵,需要大量新产品以节约能源。

  Q: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话题?

  A:当有些话语权的时候,有点良心就好了。

  B06-B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嘉妮 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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