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官难当”，源于权力“难放”

　　■ 社论

　　面对盘根错节的利益樊篱，固然需要官员有直面的勇气和魄力，但更关键的仍是要靠制度、靠法治。不需政府掌握的权力，再“难放”也要放掉，“晋官”可能就会好当一点。

　　据《廉政瞭望》报道，十八大之后，山西高级官员的频频落马，和商人之间难以说清的利益纠葛，让一些当地官场人士重提“晋官难当”，认为晋官迎来了一个危险期。

　　“晋官难当”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提法，只不过以往更多指向安全事故监管之难，现在则是忌惮扫向官场的反腐劲风。媒体统计，自十八大以来，已有23名山西(或主要在山西任职)厅级以上官员被调查，省部级高官金道铭、申维辰的相继落马，所引发的震动更是可以想象。

　　虽说随着改革深入、反腐加力，“官难当”已是各地皆然的普遍趋势，但在能源大省山西，或许不只是“矫情”，而有更强的代表性。如山西官场人士总结，从当地落马的副处级以上贪官，很多都和煤炭有关。而金道铭、申维辰在山西时，和煤炭、房产等领域的商界人士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

　　在过去多年的发展逻辑之下，官员可能会面临一种看似进退维谷的困境：和利益集团走得太近，容易走向贪腐；要划清界限，监管时又可能遭遇庞大阻力。这样的困境，当年在安全监管时就曾面临过，一个说法曾被广泛传播，“有些煤矿，你都不知道真正的后台是谁。”一些官员或被煤矿收买拉拢、或没法管而放任，最后爆出事故只能担责。

　　所以无论是求安全还是求发展，官员在面对煤炭等行业的既得利益时，可能都会有一些特殊压力。已有观察人士分析，“晋官难当”的深层次原因，其实就是一部分官员缺乏直面地方利益集团的决心和力量。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可能也潜藏着误区，我们不能过度寄希望于官员以个体力量，去和利益集团对抗。在治理矿难等安全事故上的经历早已证明，法律和制度才是减少矿难的有效武器。

　　近些年安全事故逐渐减少，并非官员个体的监管能力有了特别提升，而是仰赖越来越健全的安全监管制度。面对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固然也需要官员有直面的勇气和魄力，但更关键的仍是要靠制度、靠法治。

　　实际上，在“晋官难当”的同时，民间还有“晋商难做”的感慨。如果官员的权力太大，商人的命运也掌握在官员手里，只能彼此“绑缚”求得暂时的安全感。所以，关键还在于以制度促进放权。近期能源领域曝光的多起腐败案已经说明，能源的相关审批权和核准权，现实中很容易被异化和寻租。这在能源大省山西表现得可能更为突出，因而“晋官”才感觉尤为“难当”。

　　新一届中央政府一直着力推进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在能源领域的力度还应更大一些，不需政府掌握的权力，再“难放”也要放掉，让市场顺其自然地发展，商人也就不会去逢迎官员，各就其位，“晋官”可能也会好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