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印度效率低下在某种意义上也源于文化和体制因素,即使是最具改革意识的领导人也要面对重重阻力。
自纳伦德拉·莫迪赢得大选并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国际社会对于莫迪的关注可谓有增无减。有的媒体将莫迪与中国的邓小平、新加坡的李光耀、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联系在一起,对其寄予厚望。这种比较,或出于个人性格与魄力,或源于执政理念与政绩,或出自对外政策取向与成就,凸显国际社会尤其是印度民众对莫迪政府的关注与期待。
然而,莫迪能否复制他在古吉拉特邦的“莫迪模式”而实现印度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呢?客观地说,理想很丰满,现实也很骨感。
首先,“莫迪模式”推广有难度。莫迪治下的古吉拉特邦在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投和经济增长等方面表现突出,然而也有批评者认为印度人民党为赢得人民院选举对莫迪进行了刻意的“包装和推销”。更有怀疑者认为,即使没有莫迪,古吉拉特邦也会取得像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而且,复制既有发展模式也面临现实困难。
其次,莫迪的民粹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标签有可能催生新的不稳定。尽管莫迪在竞选中强调其世俗主义和实干精神以扩大支持基础,但印度国内广大的穆斯林仍对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身份心存疑虑。未来,莫迪有可能会失去一些少数族群、非印度教群体和印度教温和派的支持。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莫迪当选总理有可能导致国内宗教对峙情绪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酿成新的对抗和骚乱事件,而且印度人民党也有产生内部分裂的可能。
第三,莫迪推行改革或出台立法仍有阻力。在印度人民院的543个议席中,印度人民党独得282席成为下院第一大党,其联盟共收获336席,拥有成为绝对多数。但在上院以及各邦,印度人民党及其联盟的情况并不乐观。印度人民党及其联盟在上院只有26%的席位,而国大党及其联盟超过38%的席位,反对联盟有可能对莫迪政府推行改革和立法形成阻碍。
最后,印度效率低下在某种意义上也源于文化和体制因素,即使是最具改革意识的领导人也要面对重重阻力。据统计,上届印度中央政府陷入停滞的投资项目大多是由地方政府的“繁文缛节”造成的,而中央政府对此却无能为力。官僚机构臃肿不仅造成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同时也使政府效率大打折扣。第二届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内阁设立了51个大部并任命了79名部长,这几乎是宪法允许的最大值,而且一项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甚至需要得到19个部的56个许可才能进行。
对于将“发展才是所有问题解决之道”作为执政圭臬的莫迪政府来说,毫无疑问,会延续“经济第一”的发展战略,但这一战略在印度国内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诚然,印度的增长潜力是巨大的,但莫迪政府恢复印度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他必须克服影响经济活力的阻碍。机构与效率、经营环境、基础设施现状以及陷入困境的产业部门,都是莫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莫迪被冠以“超级CEO”头衔,对于新政府未来的潜在经济成就,或许并不能完美地符合国际社会的预期,但印度民众渴望莫迪成为邓小平式领导者以实现印度的发展与强大,至少目前,他反应并满足了印度各阶层对“印度梦”的追求。
吴兆礼(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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