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发行节奏是走回了老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丁远表示，资本市场监管唯一要做的事是保证市场透明度和信息对称性

　　上周末，证监会宣布今年内两市将新增上市企业100家左右，每周安排4家左右的企业上发审会。这样的表态，明确了今年的新股发行节奏。

　　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丁远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这是一种反市场的做法，希望通过控制发行节奏来调整股价，证监会又走回到了过去的那一套。

　　丁远表示，年初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改革。他认为，注册制的改革需要监管部门在理念上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并且在利益上做出割舍。

　　“监管者的灵魂深处还是不相信市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很多时候都是机会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选择。”丁远说：“监管者经常会表露出一种倾向，那就是他们有义务，也有能力对市场进行改善，他们对市场不敬畏。”

　　新京报记者 郑道森 实习生 田思奇

　　控制发行节奏又走回了老路

　　监管部门总是考虑要不要发新股，时机对不对……他们认为这都是他们的事，但其实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是他们的。

　　新京报：证监会上周表示，今年会有100家企业上市，每周安排4家上发审会，对于这样的发行节奏，你怎么看？

　　丁远：这是一种反市场的做法，我一贯是反对的。证监会是希望通过控制发行节奏来调整股价，这又走回到了尚福林的那一套。

　　最近有证监会领导提出，我们的工作要以股民是否赚钱为标准。这个目标现在连股民都不相信了。

　　现在的股市低迷是市场对权重股担忧的表现，这不是控制发行节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银行股低迷是因为过去几年流动性泛滥带来的问题正在逐渐爆发，煤炭、钢铁产能过剩，市场对这些公司不看好。参照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以及日韩的股市发展历程都可以发现，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行业的权重股必然会有一个痛苦的调整期。

　　新京报：但如果IPO太多太密集，势必从股市抽血，如果证监会不控制，股民就会骂。

　　丁远：股民骂就是因为证监会在管，你管了你就要对结果负责。

　　监管部门总是考虑要不要发新股，时机对不对，老股东受不受约制，他们到底应该套现多少，新申购的投资者到底应不应该让他们买足，这些监管部门都在管。他们认为这都是他们的事，但其实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是他们的。

　　对于监管部门，它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保证市场的透明度和信息的对称性，这是资本市场的监管唯一要做的事情。

　　但证监会现在的这种监管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市场参与者权利的剥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现在监管部门没有资格去指责市场参与者不成熟，因为市场参与者的权利被剥夺了。

　　现在证监会的人很郁闷，股价跌了都骂证监会。没错，当然要骂，因为这些公司都是你选出来的。如果证监会没有对这些公司做出过任何的选择，只是要求它做信息披露，然后买者自负，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IPO改革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双汇最近上市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人怎么会不懂市场呢？中国人其实是很懂市场的。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今年初的新股发行改革？

　　丁远：这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跟原来比没有任何好的地方，新的政策实施之后甚至带来了混乱。

　　混乱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老股转让比例的问题。奥赛康因为老股转让比例过高而暂缓发行，但实际上奥赛康的发行方案符合所有上市的规则，只是卖老股的比例定高了，就变成了“政治不正确”。

　　奥赛康的事件之后，拟上市公司、券商和证监会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默契，为了在证监会那里过关，老股和新股的比例不能超过1：1，这一条没有文字写下来，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执行，游戏“潜规则”就这么出来了。

　　其次是新股上市第一天的“限炒令”有不合理之处。在新股上市第一天，只要股价一触及涨停板，交易就停止，这就好比一根保险丝，股价一到那个点，保险丝就熔断，即便我挂上去的卖出价比保险丝断掉的那个价格低，也没法交易。

　　这种规定很容易拉高股价。如果我打新拿到了新股，新股上市第一天，我先去顶这个股价，顶到最高点以后停止交易了，第二天的开盘价就是这个价格，那我只要把卖出价再往回拉一点点，就会吸引很多散户冲进去买，这让股价变得更容易操纵。

　　而且以往新股上市3个月之后，网下发行的新股才能交易，但新股上市的3个月之内，股价可能会破发。但这次把网下3个月的锁定期拿掉了，再加上原来网下中签率就比较高，打新股更赚钱了，这让监管部门事与愿违。

　　新京报：对于“限炒令”你有什么建议？回到之前涨停板的规定吗？

　　丁远：我觉得涨停板的规定已经是违背市场了，美国的股市没有涨停板跌停板，涨就涨，跌就跌，跟监管部门没关系。

　　监管部门如果非要对交易价格进行限制，也要规定得妙一点。之前的涨停板跌停板比现在的规定要好，因为涨停板只是封住了价格，仍然放任交易，在放任交易的情况下，股价向上的冲劲可能在这个价格上就消化了。

　　新京报：在转让老股比例的规定上，你有什么建议吗？

　　丁远：存量发行在美国、中国香港都是可行的，但能否转让老股，转让多少，是由市场说了算。

　　双汇（万洲国际）最近在香港上市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双汇开始价格定得很高，也有老股转让的安排，而且如果市场好，鼎晖、高盛这些PE还要卖更多的老股。但市场不接受这个方案，询价走了一圈，发现根本卖不动。

　　这之后，双汇宣布不再出售老股了，募资的额度也减少一半以上，但市场还是不接受，因为中国国内猪肉价格下跌，美国猪肉又爆出安全问题，这个公司大家不看好。最终，双汇宣布放弃上市。

　　这就是市场，我最爱的就是这种力量。中国人怎么会不懂市场呢？中国人其实是很懂市场的。

　　监管者还是不相信市场

　　他们经常会表露出一种倾向，那就是他们有义务，也有能力，对市场进行改善，对市场不敬畏。

　　新京报：你怎么看新股发行制度走向注册制这一改革方向？

　　丁远：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了，方向很明确，监管部门也一直说要做，但就是一直不做。

　　我认为监管者还是不相信市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很多时候都是机会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选择。他们经常会表露出一种倾向，那就是他们有义务，也有能力，对市场进行改善，对市场不敬畏。

　　新京报：可以举个例子吗？

　　丁远：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经常会写“让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然后马上接上一句 “同时要加强政府在其中的监管”。其实前面那句话就是个幌子，后面那句话才是真实的情况。从理念的层面上来讲，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一直不肯退。

　　改革的难度不是在方向上，而是在勇气上。一方面是监管部门理念上需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另一方面，还需要有一个利益上的割舍。

　　审批制的背景下，大家难免会怀疑，是不是有权力寻租，有没有暗箱操作。还有一些是明显摆着的利益，比如说，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只要参加了发审委，出来以后的业务开展是好得不得了的。“我们在发审委有人的”，这种话一些券商会挂在嘴上讲，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寻租。现在形成了一个生态环境，要改革的话，这些东西都要打破。利益上的绑架，再加上监管者的脑子还没有想清楚，造成改革的步子很慢。

　　新京报：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关于证券市场的法规制度还不健全，所以不适合推行注册制，你怎么看？

　　丁远：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二十多年了，证券法出台也已经十几年了，没必要再说制度不健全，唯一我觉得需要改善的是降低投资者在维权上的成本，让投资者进行集体诉讼。

　　现在投资者维权最大的问题就是维权成本太高，获利太低，只有采取集体诉讼的方式，才能够提高大部分人维权的意愿。

　　新京报：在集体诉讼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你认为还应该推行注册制吗？

　　丁远：当然应该。比如法国的集体诉讼制度也不像美国那么先进，但法国的监管部门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进行严厉处罚，中国也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