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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法官罗卫平:“要有一颗不被入侵的心”

病愈后投身公益,以亲身经历救抑郁自杀者

2014年06月09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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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平养了一只叫“三得利”的狗,遛弯、运动都带上它,它也陪着他走出抑郁。 罗卫平供图

  ■ 对话人物

  罗卫平 63岁,上海黄浦区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原庭长、高级法官,50岁时因病退休,有两次、长达6年的抑郁症经历。病愈后,他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任上海“希望24小时自杀危机干预热线”咨询师兼法律部长,目前参与多个公益项目。

  ■ 对话动机

  官场的潜规则、人情世故的左右、拿红包后的良心问责,这些,罗卫平都经历过,他说自己是个不愿对“庭外因素”妥协的法官。他也是鲜有的公开袒露自己曾重度抑郁的国家工作人员。

  他把抑郁症比作泥淖,当时的折磨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庆幸的是,他的人生有了转向。脱离泥淖的日子里,他以亲身经历,将16名重度抑郁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

  几年中,他6赴汶川当志愿者,参与大学生支教,牵线援建4所希望小学,到肿瘤医院做临终关怀……

  他常说自己是死过一次的人,对如今的一切都分外珍惜。

  职业

  审案求完原告求被告

  新京报:你在法院系统工作了多久?

  罗卫平:我在法院系统工作了14年。1987年参加工作,1992年当副庭长,1998年国家有了高级法官头衔,我是第一批。因为患病,我50岁就退休了。

  新京报:法官生涯中,你最有成就感和最头疼的经历是什么?

  罗卫平:1998年,有个大型国企破产案,涉及金额几亿。问题是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下岗工人几百人天天闹。三方哪个能得罪?国家当时没有相关法律,只能一点点摸索,最终还是把这案子判下了。太难办,但最后办成了。

  新京报:人为因素让你左右为难的案子,占多大比重?

  罗卫平:这有个阶段。刚开始主要是行政干预,我是东北人,在上海除了爱人这边也没啥社会关系。后来社会关系建起来了,亲戚朋友找上来,人情多了很多。但行政干预就没断过。至于比重,10个案子有一个就吃不消了。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办法,去坚持你所理解的公正和法律?

  罗卫平:还说国企的那个案子,三方的压力过来,我做法官哪有坚持的机会?但说到方法,我有个挺惭愧的办法,就是当外力过来,我先服软,去求人家。

  新京报:法官服软?去求原告和被告?

  罗卫平:对,求了原告求被告,两头哄,“你们放过我吧,别再干涉了,赏口饭吃。”说来挺悲哀,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两头哄着就能给审判挤出一点空间。

  像刚才国企那案子,我的每个法官朋友都遇到过。法律人大脑是比较简单的,他信仰的东西不能用,能不抑郁?

  新京报:同事们通常怎么处理这些压力?

  罗卫平:撑着,没特别的办法。一些同事经常找我聊天,也算是解压。再差也不会比我更差了吧。

  新京报:你怎样总结自己的法官生涯?

  罗卫平:不服输吧。一是对工作本身,我是法院里出了名的勤快,当了庭长本可少接触些案子,但总想大包大揽。其次是对大环境,我性子直,对一些无法接受的潜规则,我尽量不妥协,最大限度坚持自己。

  得病

  痛苦是因为内外交困

  新京报:你有不错的职业、和睦的家庭,为什么会得抑郁症,甚至自杀?

  罗卫平:这问题我也想了很久,病好后才想明白。总结起来,是内外交困。

  新京报:什么“内交外困”?

  罗卫平:我没读过高中,没上过正规大学,信息时代法律体系日益完善,新型案件层出不穷,我在外语和理工科方面知识有欠缺,尤其是当上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人家高院、中院的知识产权庭长多半是海归或博士,我这“野路子”怎么跟科班出身的比?

  新京报:没自信这是内因,那外因呢?

  罗卫平:我经历过混乱年代,当法官后,盼着法律能成为标准来理顺社会,但工作中决定一个案件的常常不是法律,有很多其他因素困扰,所谓官场潜规则吧。

  新京报:你觉得,得病和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吗?

  罗卫平:我初中就赶上文革,父亲成分不好,我要比常人付出好几倍的努力,才能保证不被甩出去,这造就了我的性格,不允许自己比别人差。以上不如意相互叠加,把我压垮了。

  新京报:抑郁症持续了多久?

  罗卫平:我抑郁了两次,一次是1995年底到1996年,第二次是2000年到2005年。第二次要严重得多。

  新京报:想必你当时很痛苦。

  罗卫平:能说出来的痛苦都不叫痛苦,我没法准确形容那种状态。整夜失眠,把自己关在家不跟人交流,拒绝一切外界信息,身体虚弱得好像随时会垮掉……这是对自己和生活的否定,说白了就是对活着失去了兴趣。但你还得活,这是最大的痛苦。

  新京报:当时你都在想些什么?

  罗卫平:想得最多的就是死。我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死法,那5年,一直觉得死是唯一的解脱。当时如果家人一个不注意,(我)说没就没了。

  新生

  敢公开是因走出阴影

  新京报:最终是怎么走出来的?

  罗卫平:抑郁症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突然就顿悟了,就彻底摆脱了。我吃了5年抗抑郁药,家人朋友都没放弃我,一直给我鼓励。

  新京报:在这5年中,家人为你做的哪些事让你印象深刻?

  罗卫平:我最感激我的爱人,她让我理解了什么叫不离不弃。逼着我吃药,天天盯着我,拖我去参加社会活动。我越不想跟外界交流,她越坚持,就是不给我胡思乱想的时间。

  新京报:战胜抑郁症快10年了,回头想想,你怎么看待它?

  罗卫平:不能说是战胜,那几年我都是被动挨打,哪有战?是慢慢地摆脱,像是在一片沼泽里,刚开始觉得不行了,肯定要死了,后来一点点往外走,身上沾了点泥巴,再往后泥巴也没了,整个人清爽了。

  新京报:你曾是高级法官,公开自己重度抑郁的经历会不会有顾虑?

  罗卫平:也有顾虑。得病那几年,熟人问我老婆我得的啥病,她就说是心脏病。那几年人们对抑郁症不了解,都以为这人疯了。公开了,也证明彻底走出阴影,有新生活了。

  新京报:你觉得,抑郁症给自己人生带来过哪些得失?

  罗卫平:不好的是,它过早地中断了我的职业生涯。虽说那么多辛苦、那么多左右为难,但我真的很爱这个工作。我觉得法律队伍需要我这样的人,但我没坚持到最后。

  好的是,走过生死边界,我彻底看明白了,也释然了。可能我们所处的环境无法改变,但只要有一颗不被入侵的心,日子也能过得坦然。我现在很坦然,很快乐。

  转向

  过去经历是可以救人的

  新京报:后来你怎么想到要考心理咨询师?

  罗卫平:完全是个意外。当时病好了,我才55岁,闲着没事,正好有大学开设这个班,就报了名,2005年底拿了证。

  新京报:心理咨询师要面对很多人传递的巨大心理压力,你不怕自己被重新带入泥潭吗?

  罗卫平:哈哈,我从最深的泥潭走出来,还怕什么。而且既然是咨询师,就有专业素质,一点也不怕。我只是考了证,不拿这当职业,一直是个志愿者。

  新京报:拥有别样经历的心理咨询师,在做咨询时方法也会与众不同?

  罗卫平:我能将心比心。我接触过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我上来就跟人家说“我知道你想死”,然后用了半天时间跟他讨论各种死法,这些我此前无数次地想过,这个患者就觉得我理解他。抑郁症说白了就是觉得全世界没人理解他的痛苦,我这招还挺管用。

  新京报:在接受过你咨询的人里,有官员吗?官员得抑郁症的特点是什么?

  罗卫平:特别重度的没有,早期(症状的)有一些。官员得抑郁症更隐蔽。长期官场生活容易让人和外部世界有距离,病症不易察觉。即使得病也是扛着、藏着。通常我们知道一个官员患抑郁症时,就是他死后。

  新京报:心理咨询师让你获得了怎样的成就感?

  罗卫平:能把一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成就感会非常大。我过去的经历是可以救人的。

  新京报:参与大学生支教、牵线建希望小学,后来你投身公益有哪些收获?

  罗卫平:做公益只是想找点事儿干,别人看我是在做好事,其实我从中得到了很大快乐,自己成全自己。渡人即是渡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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