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法官罗卫平：“要有一颗不被入侵的心”

　　■ 对话人物

　　罗卫平 63岁，上海黄浦区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原庭长、高级法官，50岁时因病退休，有两次、长达6年的抑郁症经历。病愈后，他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任上海“希望24小时自杀危机干预热线”咨询师兼法律部长，目前参与多个公益项目。

　　■ 对话动机

　　官场的潜规则、人情世故的左右、拿红包后的良心问责，这些，罗卫平都经历过，他说自己是个不愿对“庭外因素”妥协的法官。他也是鲜有的公开袒露自己曾重度抑郁的国家工作人员。

　　他把抑郁症比作泥淖，当时的折磨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庆幸的是，他的人生有了转向。脱离泥淖的日子里，他以亲身经历，将16名重度抑郁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

　　几年中，他6赴汶川当志愿者，参与大学生支教，牵线援建4所希望小学，到肿瘤医院做临终关怀……

　　他常说自己是死过一次的人，对如今的一切都分外珍惜。

　　职业

　　审案求完原告求被告

　　新京报：你在法院系统工作了多久？

　　罗卫平：我在法院系统工作了14年。1987年参加工作，1992年当副庭长，1998年国家有了高级法官头衔，我是第一批。因为患病，我50岁就退休了。

　　新京报：法官生涯中，你最有成就感和最头疼的经历是什么？

　　罗卫平：1998年，有个大型国企破产案，涉及金额几亿。问题是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下岗工人几百人天天闹。三方哪个能得罪？国家当时没有相关法律，只能一点点摸索，最终还是把这案子判下了。太难办，但最后办成了。

　　新京报：人为因素让你左右为难的案子，占多大比重？

　　罗卫平：这有个阶段。刚开始主要是行政干预，我是东北人，在上海除了爱人这边也没啥社会关系。后来社会关系建起来了，亲戚朋友找上来，人情多了很多。但行政干预就没断过。至于比重，10个案子有一个就吃不消了。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办法，去坚持你所理解的公正和法律？

　　罗卫平：还说国企的那个案子，三方的压力过来，我做法官哪有坚持的机会？但说到方法，我有个挺惭愧的办法，就是当外力过来，我先服软，去求人家。

　　新京报：法官服软？去求原告和被告？

　　罗卫平：对，求了原告求被告，两头哄，“你们放过我吧，别再干涉了，赏口饭吃。”说来挺悲哀，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两头哄着就能给审判挤出一点空间。

　　像刚才国企那案子，我的每个法官朋友都遇到过。法律人大脑是比较简单的，他信仰的东西不能用，能不抑郁？

　　新京报：同事们通常怎么处理这些压力？

　　罗卫平：撑着，没特别的办法。一些同事经常找我聊天，也算是解压。再差也不会比我更差了吧。

　　新京报：你怎样总结自己的法官生涯？

　　罗卫平：不服输吧。一是对工作本身，我是法院里出了名的勤快，当了庭长本可少接触些案子，但总想大包大揽。其次是对大环境，我性子直，对一些无法接受的潜规则，我尽量不妥协，最大限度坚持自己。

　　得病

　　痛苦是因为内外交困

　　新京报：你有不错的职业、和睦的家庭，为什么会得抑郁症，甚至自杀？

　　罗卫平：这问题我也想了很久，病好后才想明白。总结起来，是内外交困。

　　新京报：什么“内交外困”？

　　罗卫平：我没读过高中，没上过正规大学，信息时代法律体系日益完善，新型案件层出不穷，我在外语和理工科方面知识有欠缺，尤其是当上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人家高院、中院的知识产权庭长多半是海归或博士，我这“野路子”怎么跟科班出身的比？

　　新京报：没自信这是内因，那外因呢？

　　罗卫平：我经历过混乱年代，当法官后，盼着法律能成为标准来理顺社会，但工作中决定一个案件的常常不是法律，有很多其他因素困扰，所谓官场潜规则吧。

　　新京报：你觉得，得病和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吗？

　　罗卫平：我初中就赶上文革，父亲成分不好，我要比常人付出好几倍的努力，才能保证不被甩出去，这造就了我的性格，不允许自己比别人差。以上不如意相互叠加，把我压垮了。

　　新京报：抑郁症持续了多久？

　　罗卫平：我抑郁了两次，一次是1995年底到1996年，第二次是2000年到2005年。第二次要严重得多。

　　新京报：想必你当时很痛苦。

　　罗卫平：能说出来的痛苦都不叫痛苦，我没法准确形容那种状态。整夜失眠，把自己关在家不跟人交流，拒绝一切外界信息，身体虚弱得好像随时会垮掉……这是对自己和生活的否定，说白了就是对活着失去了兴趣。但你还得活，这是最大的痛苦。

　　新京报：当时你都在想些什么？

　　罗卫平：想得最多的就是死。我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死法，那5年，一直觉得死是唯一的解脱。当时如果家人一个不注意，（我）说没就没了。

　　新生

　　敢公开是因走出阴影

　　新京报：最终是怎么走出来的？

　　罗卫平：抑郁症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突然就顿悟了，就彻底摆脱了。我吃了5年抗抑郁药，家人朋友都没放弃我，一直给我鼓励。

　　新京报：在这5年中，家人为你做的哪些事让你印象深刻？

　　罗卫平：我最感激我的爱人，她让我理解了什么叫不离不弃。逼着我吃药，天天盯着我，拖我去参加社会活动。我越不想跟外界交流，她越坚持，就是不给我胡思乱想的时间。

　　新京报：战胜抑郁症快10年了，回头想想，你怎么看待它？

　　罗卫平：不能说是战胜，那几年我都是被动挨打，哪有战？是慢慢地摆脱，像是在一片沼泽里，刚开始觉得不行了，肯定要死了，后来一点点往外走，身上沾了点泥巴，再往后泥巴也没了，整个人清爽了。

　　新京报：你曾是高级法官，公开自己重度抑郁的经历会不会有顾虑？

　　罗卫平：也有顾虑。得病那几年，熟人问我老婆我得的啥病，她就说是心脏病。那几年人们对抑郁症不了解，都以为这人疯了。公开了，也证明彻底走出阴影，有新生活了。

　　新京报：你觉得，抑郁症给自己人生带来过哪些得失？

　　罗卫平：不好的是，它过早地中断了我的职业生涯。虽说那么多辛苦、那么多左右为难，但我真的很爱这个工作。我觉得法律队伍需要我这样的人，但我没坚持到最后。

　　好的是，走过生死边界，我彻底看明白了，也释然了。可能我们所处的环境无法改变，但只要有一颗不被入侵的心，日子也能过得坦然。我现在很坦然，很快乐。

　　转向

　　过去经历是可以救人的

　　新京报：后来你怎么想到要考心理咨询师？

　　罗卫平：完全是个意外。当时病好了，我才55岁，闲着没事，正好有大学开设这个班，就报了名，2005年底拿了证。

　　新京报：心理咨询师要面对很多人传递的巨大心理压力，你不怕自己被重新带入泥潭吗？

　　罗卫平：哈哈，我从最深的泥潭走出来，还怕什么。而且既然是咨询师，就有专业素质，一点也不怕。我只是考了证，不拿这当职业，一直是个志愿者。

　　新京报：拥有别样经历的心理咨询师，在做咨询时方法也会与众不同？

　　罗卫平：我能将心比心。我接触过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我上来就跟人家说“我知道你想死”，然后用了半天时间跟他讨论各种死法，这些我此前无数次地想过，这个患者就觉得我理解他。抑郁症说白了就是觉得全世界没人理解他的痛苦，我这招还挺管用。

　　新京报：在接受过你咨询的人里，有官员吗？官员得抑郁症的特点是什么？

　　罗卫平：特别重度的没有，早期（症状的）有一些。官员得抑郁症更隐蔽。长期官场生活容易让人和外部世界有距离，病症不易察觉。即使得病也是扛着、藏着。通常我们知道一个官员患抑郁症时，就是他死后。

　　新京报：心理咨询师让你获得了怎样的成就感？

　　罗卫平：能把一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成就感会非常大。我过去的经历是可以救人的。

　　新京报：参与大学生支教、牵线建希望小学，后来你投身公益有哪些收获？

　　罗卫平：做公益只是想找点事儿干，别人看我是在做好事，其实我从中得到了很大快乐，自己成全自己。渡人即是渡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