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 熊秉元：知道有尊严，再想其他的东西

　　经济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关注正义问题，国外以阿马蒂亚·森等人为代表。台湾学者熊秉元步其后尘，今年5月推出《正义的成本》。从经济学、法学的双边角度来探讨社会现象，“每个人都希望追求社会进步，可是不是直接去想这个问题，而是先要了解社会现象，如果都不了解，凭什么去追求、改善？”熊秉元说。在字里行间书店，本报记者从一则新闻切入，与他展开了关于正义的对话。

　　《正义的成本》

　　作者：熊秉元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2014年5月

　　定价：45.00

　　作者以优雅的散文形式，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带进法律学，阐释经济学上的“效率”和法律上的“正义”。作者以平实、精确、有趣、深入浅出的文字，阐释经济行为、成本、效率等概念，建构一套严谨的经济分析架构，并用于讨论契约、正义等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处理方式，显示经济学上的效率和司法学上的正义确有密切的关联及互相启发之处。

　　新京报：前一段时间，有一则新闻，有人要跳楼自杀，人们只是围观拍照，无人报警。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怎么看这一事件？

　　熊秉元：你的问题涵盖范围很广，是指为什么不去打电话吗？我们都知道“小悦悦事件”，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没有打电话，去帮忙求救？因为打电话，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每个人都会考虑到自己的成本效益，做好事也要考虑成本效益。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蛮有趣的。我在报纸上看到报道，说有几个高中女生，放学后出去逛街，刚好有个抢匪去抢银行，出来后有人追，这几个女生不知道天高地厚跟着去追，结果把这个抢匪给撂倒了，送到警察局去。警察通知女生的家长来，其中一个妈妈来了，警察告诉她，会写信给学校，要学校好好褒奖这几个女生。你猜这位妈妈听了有什么反应？她走上前去，给了自己女儿一个耳光。

　　所以呢，真正有操作性内涵的是：告诉大家，哪些情况下你值得去承担风险。

　　新京报：这其中有正义及其成本的问题。那么，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如何来降低成本？特别是成本巨大，甚而无力投入时，如何实现正义？

　　熊秉元：我赞成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一个观点，叫向钱看，意思是说现在讲正义、民主、法治是奢侈品，现在要让大家荷包里有钱，有了钱之后再去追求其他价值。在台湾，我看到民主是怎样发展的，过程非常艰辛，成本非常高——不是你想要民主，就有民主的。现在，你要让老百姓荷包里的钱多起来，知道有尊严，再想其他的东西，这才是有意义的。

　　举个简单例子，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很粗暴的法律，根本没有程序正义，为什么？那是乱世嘛，只能负荷粗糙、原始的公平正义。而现在中国大陆，经济正在发展，追求一步到位的正义、法治、民主困难度相对较大。要了解社会演变的轨迹，快是快不了，一步到位不可能，事情发展有先后。

　　新京报：个人要实现正义，怎么降低成本？

　　熊秉元：每个人选择不同，有人会为了一块钱去打官司。讲到个人的话，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 同类研究

　　森：正义不能只是停留在

　　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上

　　我们为什么需要正义的理论？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正义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我们需要超越，而不只是停留在对于不公正的直观感受上；我们必须通过理智的审思来对我们日常感受到的不公正进行批判性考察，才能确定我们目睹的悲剧是否可以成为谴责的依据，才能将不可抗阻的灾害与本可预防而未能阻止的人祸区分开来，才能将我们的视野由对于惨状的单纯观察和施救，转向对于其中不公正现象的深刻分析和解剖。

　　森还明确指出，正义问题需要关注实际的生活与现实，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上；需要关注如何减少不公正，而不是局限于寻找绝对的公正；我们的视野可以遍布全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国家的边界范围以内。任何人都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把正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贴上西方世界的标签。

　　哈佛大学教授希拉里·帕特南认为，《正义的理念》是自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以来，有关正义的最重要的论著。森提出，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理想中的公正国家的理论，而是使我们做出相对公正的判断的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正在接近或远离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