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往昔的追寻，一直在路上(2)

　　（上接B02版）

　　《寻找孙佩苍》：在档案中重现祖父的侧影

　　相比有着口述录音和家族史的瞿筱葳，生活在大陆的孙元就远没有这样幸运了。他必须亲自查找资料，书写祖父仅有的传记。

　　孙元自小对祖父孙佩苍的印象是，家中不知出处的油画和父亲从不会在档案里写出的名字。“文革”时期祖父暧昧的身份引来了抄家与批斗，就连他的照片也被销毁。在此之前，孙元只能从奶奶、父亲和叔叔们口中模糊得知祖父的故事。

　　1969年为了保命，孙家不得不将孙佩苍的收藏“捐献”给中央美院，留下一张七零八落的清单。“文革”后，父辈为了讨回这些收藏费尽心力。直到孙元无意中读到《蒋碧薇回忆录》，提到徐悲鸿留法时曾和孙佩苍、张道藩、郭有守、邵洵美等人在巴黎成立“天狗会”，才决定在档案文字中重现祖父的侧影。

　　孙元行走大陆、南下台湾、远赴日本和美国，在文史馆里寻找报道和档案，在他人的回忆录中寻找只字片语，渐渐拼凑出祖父的痕迹：孙佩苍31岁旅欧，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收藏了大量西洋画，是“西画东渐”的第一人。

　　相比孙佩苍的卓越成绩，他身后的遭遇更让人唏嘘。1942年在成都举办西洋美术品收藏展时，他于1月3日“神秘死亡”。蒋介石的悼词罕见的隆重，孙佩苍的好友徐悲鸿在书信、随笔和传记中却对此只字未提。

　　孙元在调查中得知，孙佩苍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拥护抗日统一战线，对国民党所为不满，想脱离重庆。在上海时，孙佩苍将收藏的画藏在地下党员姚淑文的慈幼院里，孙元因此推测他可能接触了更多共产党人。

　　孙佩苍在欧美穷一己之力搜罗艺术品，回国当教授参政办画展，希望引进西方理念，在中国建立成熟的艺术教育系统。可惜他死后，在成都的收藏遗失，在上海的收藏被迫捐献，亲人不敢怀念，正名尚无力维持，遑论思想研究！曾经怀着一念理想奋斗过的，都被一笔勾销。时代复时代的悲剧，将人变得无情与无知，有几人还能存着意志与心力去拼凑历史的残骸？

　　重现是为了寻回真相与正义，就像“捐献”的画一定要拿回，这是对祖父的责任，也是对良心的安慰。但寻找只会触碰越来越多的谜题、越来越多的无奈、越来越多的悲痛，能知生平尚且不易，真正好的东西则再也不见了。和瞿筱葳一样，孙元在大陆寻找祖辈的痕迹注定会落空。连死因都不可查知的孙佩苍，身后又能被多少人记得？成都上世纪40年代的省美术协会，现在只剩下一座庭碑；寻找祖父的病例，却被告知已不可能再保存；守城东大街的老图书馆已变为繁华的步行街，凤凰山的墓地也已被填平。孙元后来还发现了祖父的几篇文章和手稿，但更多的笔记和手稿却在“文革”中永远遗失。

　　因为政治的残酷，一个学者的生死被无情篡改；因为历史的残酷，后代无法怀念自己的亲人。那些卓见与理想，更是在故纸堆里被永久湮没。见证者已经不存，现在能做的，只有借零星文字的拼凑，写出一本不愧己心的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