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诊断精准，下药稍轻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自己2007年至2013年底一系列关于经济与改革的文字结集为《直面大转型时代》出版。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全景式见证人，吴敬琏对当下中国面临问题的把脉和建言无疑值得重视。

　　对中国经济的两个判断

　　吴敬琏认为，控制的市场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中国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建立法治化市场经济的目标。另外，中国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头。

　　从《直面大转型时代》收录的不同年份的文章来看，他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判断已经相对固化，对于一个上了年纪，已经不在学术创造的黄金期的老学者，充分利用自己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参与者的经历，和对中国经济长期观察的经验，无疑是最好选择，他也是这样做的。

　　比如他对“巴山轮会议”等对中国经济改革方向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件的记录和回忆，无疑是我们今后总结改革经验和教训的重要依据，这就使得他对当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总结起来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有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仍然是“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体制，所谓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旧有计划经济时代统制经济的残余，又有一部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他认为控制的市场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中国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建立法治化市场经济的目标。延伸出来，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过渡性体制所创造的30年中国经济奇迹，是建立在前30年积贫积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增长时代局限性很强，不能认定为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模式”，更不应该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看做是中国成功的关键因素。

　　二是中国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用了两个主要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个是投资拉动，一个就是出口导向，这两个模式一个是来自于苏联模式的传统，靠政府的大量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一个是来自于日、韩、新加坡，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采用权威政府的控制方式低估币值，鼓励出口实现经济爆发式增长。如今这种模式带来回报递减、效率低下、环境破坏、权力寻租、社会不公，转变已经势在必行。需要注意的是，他特别区分了中国式政府干预和西方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差异。前者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惯性，旧有的增长模式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而后者是在完善的市场制度和规范化操作下对市场的一种纠偏，所以即使政府要对经济做适当干预，也不能再继续以前的手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容易忽视的区别。

　　从两个基本面出发，他进一步对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做了梳理。一个是很多人迷信“中国模式”，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的特色和创造，经历了金融危机的考验，但是吴敬琏指出正是有政府主导的强刺激才使得如今经济走势开始下行。这种思维模式是导致今日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引起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等出现诸多问题。

　　第二是由于权威政府对经济控制权力的约束不够和对私有经济的强约束，出现了大量的腐败，同时制约了经济活动中的创造力，致使经济活力下降。

　　第三是半市场的体制下，市场法治化进程缓慢，产权制度基础不清晰，农民手中的土地无法实现其应有的市场价值，其利益受到损害。

　　四是过分投资带来的经济收益递减，出口导向导致的货币超发、通货膨胀和国内消费不振，经济发展付出的社会和环境代价已经到了临界点。

　　五是非市场行为导致的寻租空间和资本占有者挤压劳动者收益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有些地方社会矛盾突出。在分析宏观面的问题同时，他也对房地产泡沫、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

　　应该说，作者在书中的这些分析都很透彻。

　　改革建言和市场缺陷

　　吴敬琏的建议都是以现有体制的话语模式发出的，这种话语模式，让他建言时受到了很多局限。另外，他也没有提及市场的缺陷。

　　除开这种对宏观经济走势的成因和问题比较准确的分析，如何改革是吴敬琏着墨最多的部分。不过相对于他的记录和分析而言，他的建言就显得苍白了一些。一方面他的理论从宏观分析而来，建议也是从宏观面推导而出，大部分的建言献策显得不够具体。比如如何形成法治化竞争市场，他的建议只是倡导法治社会，在官员和民众中树立法治意识，构建法治文化，让所有法人和自然人的活动都处于宪法之下。

　　再比如他反反复复提到的“最小一揽子”改革计划，要有重点地从几个核心领域下手。这种永远正确的建议其实质意义不大，解决问题的大道理和常用方法估计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如果仅仅是文字上的正确，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其建议的价值就打了折扣。

　　体制改革是他认为改革的关键，但是他的建议多是以现有体制的话语模式发出的，这种话语模式，让他建言时受到了很多局限。他的文章中一直提出，很多问题的存在时间很长了，比如竞争性市场的问题，增长模式转型问题等等，但是为何这些年来一直没有解决，他都用执行不力一笔带过了。缺乏这种体制缺陷分析，对于改革是不利的。

　　值得一提的是吴敬琏对市场缺陷的忽略。吴敬琏先生是以“吴市场”出名的，对法治环境下自由竞争市场的推崇，对政府权力从市场退出的呼吁也是他招致非议的主要原因，他也因此被贴上了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在书中，他对真正市场的渴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相反对竞争性的期待更加强烈。我们应该看到市场并不是没有缺陷的，这一点已经被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所证明。吴敬琏回避了这一点。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其实强烈要求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问题出在是不是应该在市场都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就批评市场的缺陷呢？又是否因为这种缺陷而放缓市场完善的进程呢？如果他能解释好这个问题，和某些人士的争论会更为理性和清晰。

　　□曾靖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