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生》：挺起身来远眺宁静

　　【人物简介】

　　陈鹤琴

　　生于1892年，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以及儿童师范教育创始人，主持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幼儿园，著有大量儿童教育之作。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以教育救国的热心，回国践行“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活的教育，反右“文革”期间遭遇严厉批判打击，1982年平反，1982年去世。

　　【读家心语】

　　很早即知陈鹤琴与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在中国现代教育发轫之初，被并称为四大教育圣人：陶行知耕植乡村教育，晏阳初厉行平民教育，黄炎培主导职业教育，陈鹤琴则发力于儿童教育。

　　但因审美的任性与知性的骄傲，我在阅读中错过了陈鹤琴很多次：对于谈教育的文章，我习惯索求那种腾跃于现实之上，且灵性与意义皆丰饶多姿的表达，以为教育的内核，是想象更好的人与更好的人性，本身即有不可忽视的诗性与正义。而陈鹤琴的文字过于疏朗，缺乏深入思考所需的密度，文风则直白老实，让人极易坠入一览无余的乏味。直到今年陈鹤琴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自传《我的半生》再版，我才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骄傲近乎偏执。

　　走进某些人的生命，进入某些书的阅读，需要契机，这种契机的诞生，往往与你自身经验的积累、内心关怀的所在，以及思考的限度，有着隐秘的联系。

　　在一次次低回延宕的错失之后，突然获得理解、欣赏甚至敬畏与爱的路径，你会觉得，不是你在阅读这个人这个书，相反，是你自己被那个人那本书阅读了，他们经历了你生命的某些时刻，纠正了你的记忆与情感。

　　《我的半生》之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书，在多次翻开又无聊弃置后真正相遇；在我默默忍受时代的灰暗平庸之时，突然于此前所嫌厌的疏朗老实中，受到最为内在的激励。于是，在2014年焦灼的夏日，阅读陈鹤琴写于1939年冬季的《我的半生》，隔着大半个世纪的世事烟云，这一场阅读，竟成为我生活中无法度量的精神事件。

　　【书籍信息】

　　《我的半生》，陈鹤琴著，写成于1939年，初版于1941年，1992年在台湾重版，2014年上海三联书店再版。

　　从当下撤退，寻找更可靠的路径

　　令人沮丧的现实屋宇下，一个热衷教育的中年人以忆旧的方式，张扬着生命的尺度。

　　在《我的半生》的卷头语中，陈鹤琴自述之所以提笔，是因为告假赴甬休养，客居无聊，写写自己生平之言行经历，既可以给膝下子女做人生参考，还能当做寿礼送给八十四岁的慈母。

　　如此直白的写作缘起，带着粗糙的工具主义式的欣喜，曾多次击退我的阅读兴趣。

　　后来我才发现，所有的惊险，就在“1939年冬”这个时间标注上，它蛰居在过于清浅的欣喜边上，内敛而晦涩地述说着沉重的故事。

　　无色的笔迹要放在历史现场，才会真正显影：自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陈鹤琴坚守阵地，身居孤岛上海主持劳工难民教育，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被敌寇视为眼中钉且蓄意谋害，至1939年，陈鹤琴已列于暗杀黑名单，在朋友们的力劝与帮助下，偷偷离沪赴甬避难。

　　是这样绝望的寒冬时节，周遭世界因战乱而破碎不安，前路渺茫，提笔忆旧反而像是一种撤退行为，从当下世界的艰难黑暗中撤退出来，清点自己的来路以便获得更加可靠的看待世界的角度。陈鹤琴这一自传名为“我的半生”，另一层意思便是：半生事业，还在后头。他以“亲爱的小孩子”开头，把过往讲成一个关于个人成长与发展的朴实故事：小时候家境贫穷，自己咬牙争气念书，以勤奋与毅力换取优质教育资源，然后出国留学眼界大开，发现社会发展家国之复兴，重重之重全在于人之发展，而人发展之力，蕴藏于生命之初，故而迷恋儿童教育，将其当做自己的信仰与使命。

　　故事到陈鹤琴的留美生活戛然而止，尚未涉及他留学回国后种种教育实践，比如创办全国第一个幼儿园，讲授儿童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成立儿童教育学会，著书力推儿童本位的活的教育等等。

　　搁笔的原因是，他接到各方电报要去重庆、江西，去创建幼儿师范学校，也就是真正开始后头的“半生事业”，但是，这后面的半生，他一直想写，却一辈子都未写成。

　　与战乱带来的溃败焦虑相比，后面的人生其实更为凶险，他在之后的九年里，创办幼儿师范学校，建立以“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为核心的活的教育体系，又带着新希望与新热情，进入新生的中国，但不久即遭到意识形态的规训与政治风浪的袭击，长久地沉浸在不甘心的自我批判中，否决自己的工作，诅咒自己的理念，直到黯然而逝。

　　因此，从陈鹤琴整个人生际遇来看，《我的半生》犹似一则寓言，在文字记录的年华里，一切尚未展开，命运还隐晦在未知之中，正义与不义都无迹可寻，显现的是遇到新教育理念、新的信仰以及新生活方式的种种喜悦：无论是教会学校以《圣经》为核心的修身之教——爱人，无我，真理让人得自由；还是美国高等学府对教育的尊崇；甚或杜威的自由教育理念，都让陈鹤琴如痴如醉。

　　在文字所承载的情感层面，洋溢的是面对亲爱的小孩子们的爱：作为父亲，自身经历的艰辛都已在身后，自己正努力为新一代人更好的教育而努力改变着现实，人之初是可塑的，孩子们值得被许诺一个更好的童年，未来是可以期待的；而在写作的真实处境中，只身避难甬城，令人沮丧的现实屋宇下，一个热衷教育的中年人以忆旧的方式，张扬着生命的尺度。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造就人

　　陈鹤琴以绝对的爱，超乎常人的能力，去爱那溃败阴云之下的灰烬，而他自己穿行在看不见但一直灼烧的火光之中。

　　以前读陈鹤琴的教育文论，总觉得过于平淡寡味，他谈现代公民教育，只一句：“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当养成的学生”，而对公民之丰富内涵，就两个字“自治”。

　　他谈儿童的自由，只是说父母不要过多干涉，更不要自信太深，孩子有自己的意志，便没有深一层的诠释。他说父母需要学习，只因小孩子会模仿父母的一切言行。谈到孩子需要来自父母的无条件的爱以获得生存安全感，他也就止于否定“棒子之下出孝子”的民间训言，判定爱比严要好。

　　随便与近代其他教育家相比，都会觉得陈鹤琴的文字缺乏力度、美，也没有丰盈可观的价值演绎。比如华德福教育的创始人斯坦纳，关于为人父母的资格，他会这样说：“孩子不是学你说什么，甚至不是学你做什么，而是学你真正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关于孩子的内在意志，斯坦纳的表达更是充满诗意与终极关怀：“对灵魂而言，意志是新生的、年轻的；思考是古久的、老成的；思考是老化的意志，意志是年轻的思考。灵魂之内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老有少地在人类身上存在着。一个儿童的灵魂内都是老成的思考与年轻的意志同时共存的。如果一个教师尚未察觉自己在孩子面前的无助，就说明他不懂得灵魂的事，遑论执行教育之事。”

　　一直要等我明了1939年寒冬里陈鹤琴的写作，是立定在命运灰暗的中心，把光明弯曲着引向自己；以及1982年寒冬里陈鹤琴的临终意愿，是破碎人生里挣扎着撑起清白的信仰，我才得以瞥见这样被我轻视的文字，其实瞻望着历史与未来，它们蕴藏的沉思与期待，要阅读者安静下来，一边将其放在彼时彼境中，一边对照着经由时光变迁铸成的当下，才能看到信心以及这信心带来的力度与美。

　　若移换时空，面对家国溃败与时局阴云，我大概以为所谓的勇气和良知，只是抵抗内心的恐惧与战栗，做公开的坦白，揭露黑暗与乖戾；而陈鹤琴却在以绝对的爱，超乎常人的能力，去爱那溃败阴云之下的灰烬，而他自己穿行在看不见但一直灼烧的火光之中。

　　正因如此，陈鹤琴的天真清浅，是更易进入灵魂的语言，无关审美与知识。而《我的半生》所拥有的直白老实的质地，更像是米沃什的诗歌《礼物》所写的那样：“不管我曾遭受过什么样的苦难，我都忘了……挺起身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挺起身来远眺，漫长和充满苦难的历史被超越，人便获得礼物，放眼远眺更高的宁静。□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