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村，那么美那么穷

　　云南省马关县夹寒箐镇么龙村地处中越边境，山高路险，属于极度贫困地区，人均耕地不足8分。全村3357人左右，740多户人家，其中苗族2400多人，壮族800多人，瑶族34人，还有越南媳妇过百人。其中千人左右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多数是老人与小孩。

　　6月中旬，雨水增多，正是插秧的时候。到处可见犁地插秧的老人们和田埂上玩耍的幼童。民族服装点缀田野，民族曲调萦绕山间，一幅原生态独特的乡村画卷下，暗藏的是乡村劳力的流失和本土文化的断裂。

　　么龙村16岁的苗族女孩王慧读完初中后，因技校相对高昂的学费，她放弃学业在家照顾9岁的妹妹王瑞和5岁的弟弟王朝康，她还要负责打理家里的一亩多的玉米地。

　　王慧的爸爸在广西修铁路，妈妈是跟着工程队做饭，只在每年的苗族最盛大的节日“苗年”回来。王慧的家是从原来推倒的土坯房的地基上新建的两层砖瓦房，工程进行了大半。“爸爸、妈妈边打工边支付新建房屋的费用，新房子建好不知要到什么时候？”王慧说：“不过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些，将来妹妹和弟弟也许有条件读比我更多的书。”但说到未来打算，她言语犹豫，“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

　　13岁的苗族女孩熊春美是么龙小学6年级学生。从5年级开始，她每天晚上9点打着手电筒走二十分钟山路回到独自居住的家里，第二天早上6点天没亮又打着手电筒上学。虽然村里有亲戚，但熊春美的父母要求她不要住亲戚家，“也许我自小独立能力强，爸爸、妈妈比较放心我能照顾自己。”熊春美猜测。

　　她的爸爸、妈妈在山东打工。哥哥初中没念完，也外出打工了。熊春美的家和村里其他的房子一样都是灰瓦土坯墙，墙体年久张开很多拇指粗的裂缝。她把家门前和屋内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夯土地面干净得可以席地而坐。爸爸、妈妈和哥哥的床铺也被收拾整齐，她说：“他们回家看到这样，会开心的。”

　　熊春美喜爱苗族舞蹈，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个17英寸老式电视，还有音箱和VCD，她是跟着VCD学的加入有现代元素的苗族舞，妈妈跳得很好，但没有机会教她。

　　在熊春美的床头上，贴着一张写着“实现梦想”的画片，对于梦想，她还没想好，她说，自己学习不错，也许将来考出去，就知道了。

　　据么龙小学2013年统计数据，么龙村13岁以下的孩子大约为700多人，60%以上的是父母外出打工一年以上的留守儿童。

　　多数留守儿童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孩子与爷爷、奶奶这辈人之间的交流并不流畅，学校教的均是汉语，没有对当地特色民族文化的涉及，老人们几乎保留着说苗族和壮族语言的习惯，少有人会说汉语。即使今年当地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多数学生读完小学或者初中还是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加剧了乡村劳力的流失和本土文化的断裂。在外出打工的这群人中，由于普遍文化水平低，和外界交流不畅，大多从事的也只是重体力工种。

　　随着农村教育的推进，仅从么龙村和夹寒箐镇的教育实施方略看，依旧是以单一城市导向性的城市教育的简单复制，学校教育与村落社会成为相互隔离的空间。这种与农村相脱离的农村教育成为高投入低产出的教育制度，最终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通过升学走出农村，而大量未能通过升学走出农村的学生，因缺乏乡土文化情结，恐惧贫困，往往成为漂流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游民或城市边缘人。

　　虽然当地的自然环境好，土地成分非常适宜于种植名贵药材“三七”，投资回报可观，但当地人苦于没有资金和技术，只能向外来投资人以每年1500元一亩的价格出租土地。

　　一位乡土文化研究者说，其实在经济高度增长的社会，未开发的么龙村未尝不是幸运儿，这里自然环境优美，苗族和壮族文化原生态保护较完好，民风淳朴。不过迫在眉睫的是对当地文化的保护，并从教育、生产技术和交通环境给予因地制宜的支持。

　　新京报首席记者 陈杰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