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斌珍：降房价不如稳房价(2)

　　（上接B08版）

　　吴斌珍：是的，房价下行不是很好的事情，80%的人拥有房子，本来值100万的房子只值50万了，这很可能会抑制他们的消费。所以让房价下降不如让房价稳定，让大家不要有房价上涨的预期。

　　像修路一样修城会造成浪费

　　政府应该设计一套机制，让农村的人搬到城镇以后，还能拥有原来集体所有制的权益。

　　新京报：城镇化会对消费有什么影响？

　　吴斌珍：城镇化是个一揽子的工程，修路、建学校、建医院，有非农就业才是城镇化，不是把一座城建起来了就叫城镇化，而是要人搬进去享受城市的生活。有工作，孩子能上学，生病有地方看，人们才可能选择在一个地方定居。

　　人群聚集以后就会有规模效应，就会有商场，集市，菜市场这样的地方。这个规模效应会导致消费增加。城镇化是系统性的工程，如果这一揽子都建好了，那肯定是能刺激消费的。

　　新京报：会不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扭曲或风险？

　　吴斌珍：这是不可避免的，城镇化不仅是把人搬过来，还需要就业机会。所以政府提倡城镇化是对的，但如果进行过多的人为建设，像修路一样去修城，就会造成资金的浪费，这些钱还不如贷款给私人企业，让他们投资项目，雇用更多人。

　　新京报：如何在合理范围内推行城镇化，才能有助于刺激消费？

　　吴斌珍：本身城镇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因为城里的基础设施相对农村还是要好一些，人们还是愿意到城里去住。但是如果因为一些制度约束（比如户籍制度约束）使得他们在城里住得不舒服，那么他们就会回农村。

　　目前，小城镇的户籍制度已经慢慢放开，转为城镇居民越来越容易。但问题是大家不愿意离开农村，因为农村有地，变为城镇居民以后地的收益（包括可能的征地补偿）就没了。

　　政府应该设计一套机制，让农村的人搬到城镇以后，还能拥有原来集体所有制的权益。一边鼓励他们去城镇住，一边保留他们在农村的权益，这对促进城镇化有很大好处。

　　新京报：所以要顺应城镇自然发展和农民的意愿。

　　吴斌珍：是的。有城镇化苗头的话，政府就可以顺着推一把，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农村的权益把农民捆绑在农村里，要想办法解脱这种捆绑。有人说反哺农民，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反哺方式，欢迎他们来城市居住，同时保留他们在农村的权益。

　　干预价格是因为缺少其他工具

　　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但见效并不快。

　　新京报：你在原来做的关于药品降价的研究中提到，降价并不能很好地实现政策的初衷，为什么？

　　吴斌珍：以前降价只是行政性降价，它的很多配套都没有变好。新药的审批没有跟上，药厂完全可以改变药的剂量和名称来重新上市，这样就换汤不换药了。

　　更根本的是医院没有被激励去用低价的药，人为地压下价格，医院也总有办法换一种药，不开低价药，这是典型的没找到问题根源的解决政策。

　　我看了药品的进出口情况，加了管制以后药品进口就增加了，进口药的价格就高了，毕竟医院是靠这个盈利的。政府本来想价格下来以后能把医疗支出降下来，但其实没有降下来。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政府对价格的干预？

　　吴斌珍：虽然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但见效并不快。行政性的降价是最快的，短期效果最好，所以也需要理解政府。

　　就限定猪肉价格的上涨为例，政府短期调节供给就意味着拿出储备肉，但这个量是很有限的。鼓励农民多养猪，但是这需要一年时间。美国很少有直接的价格干预(有价格管制)，是因为不允许政府这么做。假如没有这个工具，政府就会想办法改进制度，改进农产品管理。

　　■ 同题问答

　　Q：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改革比较关注哪方面？

　　A：我比较关注教育，教育改革比医疗改革还要糟糕。教育的数据公开的也不多，这几年的教育改革也比较多，比如高考，就近入学划片等等，但这些政策都不是特别根本的改革。

　　Q：未来十年哪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A：应该是互联网信息产业，这是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一个行业。虽然是技术密集型，但技术也来自于人，不是靠机械的，它更取决于创新性想法（idea）。

　　Q：你最尊敬的经济学家是谁？

　　A：哈吉·柴堤（Raj Chetty），他2013年刚拿了克拉克奖，是研究税收的，我现在也关注这一方面，中国的税收还是有很多问题，商品价格是含税还是不含税的差别很大，他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棒。

　　Q：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个话题？

　　A：知识分子当然有社会责任，比如大部分经济学家之所以选择经济学，就是抱有经世济民的理想或责任感，想为民众、为社会出一份微薄之力。社会上一直批判知识分子没有责任心，但这句话只对少部分人成立。大部分学者都对自己有清楚的定位，不会在没有做研究的情况下就乱加评论。

　　■ 人物

　　经济学改变了“女愤青”

　　吴斌珍是典型的工科女，本科毕业于西安交大核能和热能专业。考研时，她翻看范里安（美国经济学者、现为谷歌首席经济学家）的书，觉得特别有意思，于是决定跨界经济学。

　　“他思考问题，看待社会的方式，很独特。”吴斌珍说，从小受到的教育，让她对很多东西都有价值判断，也会用这个价值判断去想问题，但范里安改变了她。

　　“范里安的书让我觉得好像打开了一个世界，其实很多事情不要一上来就进行价值判断，应该先分析为什么，了解事情的根源，知道了根源就不会简单地批判这个事情应不应该。”这是吴斌珍读书后的收获。

　　转眼，与经济学已经结缘十几年，吴斌珍说经济学已经改变了她的思维方式。“我原来就是个愤青，对好多问题都看不下去，但是现在，我就会比较理性。”

　　吴斌珍还讲了一个她听过的笑话，说有人做试验经济学，测谁自私谁不自私，发现学过经济学的人都很自私。

　　她说，其实不是自私，而是理性，学过经济学的人会想，我要不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想就不得了。

　　“很多时候愤青是一种情绪，没有太多思考在里面，而思考就会变得‘冷漠’，但这样的好处是人是理性的，得出的结论是稳定的，不会反反复复”。

　　B08-B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媛 实习生 田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