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眼观欧战，情系中国

　　作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以其世界眼光关注一战。在问政无果的情况下，写出了《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并力主中国参战，加入协约国。

　　议政受阻闭门写书

　　日本借欧战在中国趁火打劫，梁启超质问袁世凯无果，于是辞职著书。

　　欧战之初，只有三岁的中华民国选择了“中立”。然而，一直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日本，想的却是趁火打劫，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而它的更大野心，是把山东全省变成第二个东北。所以，就在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便做出了参战的决定。随后，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海面，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交出胶州湾，并限其8月23日中午前答复。由于规定时间已到而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当晚，日本战机轰炸青岛，并以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两万人及少量英军在山东龙口、莱州登陆，遂向西侵占胶济铁路，窥伺济南。

　　最初，德国曾有将胶州湾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全部交还中国的打算，但日本既不赞成，袁世凯便不敢接受；甚至当日本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胶济铁路沿线等地的要求时，他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就在于，经历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内阁辞职”等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袁大总统，此时正酝酿恢复帝制，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敢公开与日本撕破脸皮。民国三年十月二日，参政院举行会议。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言自欧洲战事发生以来，我国外交一直不能令国民满意，留下种种疑问，他以《约法》有关条款为依据，就日本、英国军队在山东溢出范围之举动，以及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军用票，扰乱市场的行为，向袁大总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据《申报》报道，当时，至少有五人提出了附议。

　　尽管如此，这种质问似乎也只能说说而已，对时局和外交来说，其影响毕竟微乎其微。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失望之极的梁启超便辞去一切职务，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他在欧战爆发之初就有意要写一部欧战史，不能尽早动笔的原因，除了政务繁忙，还有一点，即资料匮乏，“吾国报所译载，读之不能得要领，势必求之于外国，而方在战中，交通梗塞，外国公报，来者殊希，佇待两月，资料乃略备”。 既然条件有了，写作也就水到渠成，只用十天，笔不停辍，一气呵成，他便拿出了这部五万余字的《欧洲战役史论》。

　　以欧战为契机，促中国改良

　　梁启超认为，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梁启超写作《欧洲战役史论》这部书，曾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及参战各国数十年来的关系，虽然他用“博士买驴”来自嘲，但观其用心，不过是想让国人对于这场千端万绪的大战能够“明其所以然”，他说：“吾国人能洞察此事者甚希，则吾安得惮辞费而有所避”。

　　所以，宁肯被人讥笑为“芜冗”，他也要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这场战争似乎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想象。德国将军贝恩哈迪（Bernhardi）的著作《德国与未来之战争》使他受到一定的启发，他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地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进而谈到中国此番受到的“莫大之刺激”，他说：“天其或哀吾国民之酣睡偷安恹恹近死，而思所以震而起之者。”

　　积极乐观如梁启超者，在当时绝对是少数，而大多数则表现得相当悲观，特别是在“山东告警以来，举国骇汗，惴惴忧亡”，以为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的理由也很奇怪，“谓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意思就是说，中国以往的债权国都忙于打仗去了，不再有钱借给中国，中国没有钱，财政必然破产，国自然也就不保了。梁启超觉得这种论调很可笑：“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未起，国人犹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得自立之道。”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即：“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历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自兹以往，吾国势之进，当沛乎莫之能御。”

　　按照梁启超的观察：“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西郊著书期间，他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不要只看到欧战带来的危害，更要看到，对中国来说，欧战还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进而表示，“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梁启超坚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

　　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北京政府却顾不得那么长远，虽说是“借款愈便易，则亡愈速耳”，但仍然挡不住政府向外国银行借钱。日本就把借款作为诱饵，逼迫袁世凯接受它的“二十一条”。好在这个时候的国民觉悟，已非二十年前可比，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商人拒卖日货，人人选用国货，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而民族工商业恰如梁启超在书中所预见，乘机发展起来。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至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梁启超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趋势上讲到一种可能性，就像他在此时预测德国必胜一样，所依据的也只是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因此，他在欧战后期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为战后中国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 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横空出世；至于前者，却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力主参战谤亦随之

　　梁启超力主中国参战，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他的老师康有为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民国六年，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由于德国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导致美国与德国绝交，继而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日本吃美国的醋，力争对中国的支配权，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促成中国的参战。结果，参战问题在中国国内竟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梁启超是力主中国参战的，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景就蕴涵在这场战争之中。当时，反对参战的人很多，一时间他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他的老同学、学生和旧友故交，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了反战派。康有为甚至恶狠狠地质问：“主谋者之肉，其足食乎？” 梁启超则表示：“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 在这期间，倒是陈独秀针对“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谬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 他不反对参战，在他看来，假如“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

　　1917年8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于是才有了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可惜的是，当时的段祺瑞，不听任公所言，为应付南方的护法战争，未能亲自带兵赴欧洲战场，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