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不是等待事情变好(2)

　　（上接D02版）

　　哈佛的“最后一课”

　　像哈佛、耶鲁、清华、北大、剑桥、牛津之类的毕业生，身处独特而资源丰富的位置，就该为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为未来一代又一代人赖以生存的世界全力以赴。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毕业典礼都是一场“重头戏”。它们讲究排场，大多还蕴含着历史与传统。这在哈佛这所美国最古老的大学里自然展露无遗。我们会以各自舍院为起点开始游行，排成一列纵队，穿过剑桥的街道，再“杀”回哈佛园(Harvard Yard)。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了教授、学校管理者、“重量级”校友与嘉宾身着笨重的平绒长袍，头戴奇特、华丽的帽子或头饰，慢慢悠悠地绕着大家新生时代居住过的红砖楼招摇过市。

　　我们的毕业典礼总是定点在“三百年剧场”，它位于哈佛纪念堂与怀德纳图书馆之间那片无边绿茵中。通常，哈佛每年会有两个演讲：一是毕业纪念日(Class Day)演讲，一是毕业典礼演讲。这种演讲一般被称作“搞笑演讲”，一些著名谐星和幽默作家在演讲中所讲的那些很有味道的笑话，让我们笑破了肚皮，也令家长脸红。

　　而使全体毕业生如沐春风的毕业典礼演讲，则几乎永远都是“严肃”的，它由哈佛校友会敲定演讲人选。在前述两种演讲嘉宾的选择过程中，校方行政管理人员都做不了主，谁来演讲还得看学生、校友的意愿。

　　我毕业时，毕业纪念日演讲嘉宾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是比尔·盖茨。一个曾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另一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克林顿提到一个概念：“ubuntu”。此乃南非科萨部落用语，意为：“我因你而成。”它是一种认为人类之间息息相关的观念，即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一分子。克林顿当天所言的“社会”，指的就是我们的“国际社会”。他亦谈及我们如何不应将自身视为个体去追逐个人的成功，而应为全世界兄弟姐妹的福祉奋斗。非洲的艾滋病不是只属于“非洲”，印度尼西亚的海啸不是只属于“印度尼西亚”——我们思考时不应将其看作“他们”，而应视为“我们”。他敦促我们“花尽可能多的时间、爱心与精力去考虑那99.9%的人”。

　　比尔·盖茨讲了自己与妻子梅琳达如何扪心自问“以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怎样能最大化地造福最多的人？”这一历程。这位为许多日常生活运转提供科学技术的人，宣称“每个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指出“有些人的命比别人的命值得拯救”这样的观点是“令人作呕的”。这位受益于资本主义而“富可敌国”、“功成名就”的人，致力于推进创新型资本主义——在其中，市场力量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贫困者，以令我们世界里倾斜的“天 平”趋于平衡。他并不只是进行一通简单的“救救穷人”式演说，而是一番极具说服力的阐释：如何利用纷繁复杂、让企业与政府获益的现代科技与创新，在发展中国家拯救生命、改善生活。

　　两位截然不同的人，两个判若两途的职业，两种大相径庭的个性，两场如出一辙的演讲。在如此之多可供选择的话题里，他们都谈了对全人类的博爱；讲到借助我们的才智与能力，以巧妙、系统的方式服务于更大福祉的需要；提及我们应当跳出自我，超越个体成就的狭隘。

　　我认为，像哈佛、耶鲁、清华、北大、剑桥、牛津之类的毕业生，身处一个独特而资源丰富的位置，就该为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为未来一代又一代人赖以生存的世界全力以赴。

　　（来源：微信号“21世纪教育研究”，作者为哈佛大学毕业生王可，文章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