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三巨头招生的“潜规则”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一书中，追溯了美国精英大学的代表——三巨头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过去一百年中招生录取政策的变迁史。三巨头在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困扰美国社会的不同问题：排犹主义；公立/私立高中的生源选择等等。三巨头历任校长、招生官员等人在与校友势力、政府规制、社会大众等力量的博弈中，形成了不同的招生策略与制度。

　　一、三巨头招生史的惊人秘密

　　三巨头的一些招生制度设计，曾经不自觉地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偏袒特权阶层。

　　美国高等教育今天展示着全球范围内无与伦比的竞争力，其精英大学在世界范围内招募最富才华、最有潜力或最多金钱的学子。这些精英大学通行的招募方式，众多申请者也耳熟能详，即学业成绩（SAT,GPA）+推荐信+社会活动+(校友)面试等综合测评与甄选方法。

　　美国精英大学这些通行已久、行之有效的招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体现着典型的美国精神：机会平等（不因出身、财富等不同而被歧视）、贤能主义（meritocracy,众人皆因自身的才能和成就而获得地位和声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在美国学者杰罗姆·卡拉贝尔看来，强调推荐信、课外活动、校友面试等招生方法的出台，强调“品性”“领袖气质”“运动精神”等富于“主观性”的招募标准,最初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限制精英大学里的犹太人学生，维持盎格鲁-撒克逊大学精英体制的“血统/种族纯洁性”。

　　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一书中的百年回顾，有一些“惊人的发现”：常春藤联盟录取黑人学生，并非相应民权运动的理想主义，而是出于对市中心贫民区暴乱的担忧；耶鲁和普林斯顿决定录取女生，只是因为认识到失去了那些率先招收女生的学校（哈佛、斯坦福）的男生份额；哈佛直到最近都有一个系统的限制“学业优秀者”（“书呆子”）的录取限额；上世纪80年代对于亚裔美国人的“更高分录取”的歧视犹如20世纪初期对于犹太人的歧视。

　　纵观百年招生变迁史，三巨头还是坚持了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理想。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和柯南特、耶鲁大学校长布鲁斯特等人，均是信奉“有教无类”、倡导“机会平等”“教育公平”的伟大教育家，在任内虽然受到各种社会势力要求限制犹太人、优待富裕校友子弟等压力，但都适当抵抗，贯彻了“机会平等”“选贤与能”的招生标准，发挥了精英大学在推进机会平等、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领袖作用。

　　但同时，三巨头的一些招生制度设计，也曾经不自觉地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偏袒特权阶层：校友子女，提前录取的申请者，体育特长生——这些都是中上社会阶层子女更容易获得优势的领域。在建立一个更公平、更能促进社会流动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美国仍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二、“阶层平权”的建议

　　卡拉贝尔提出，尝试进行“阶层平权”，对中下阶层子女予以适当优惠，提高其进入精英高校的录取率。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世界上最早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目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以其开放性、多样性的卓越成就而享誉全球。但是，美国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比如，1970年，大约只有6%的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可以在24岁前取得学士学位；到2002年，仍然只有6%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24岁前能大学毕业。同时，精英高校中，中低收入阶层子女比例偏低（只有10%左右的美国家庭有能力支付三巨头每年3万-4万美元的学费，而三巨头的大部分学生出身富裕阶层，不需要任何经济资助就能付清学费；在最难申请的美国顶尖高校中，只有3%的学生来自经济水平最困难的1/4家庭；全美SAT考分超过1300分的学生中，66%来自经济条件在前1/4的家庭，只有3%来自后1/4的家庭）。

　　卡氏认为，三巨头等精英高校负有三项维持社会制度合法性的任务：招收传统精英阶层（政治经济资本）子女，吸收上升阶层（技术文化资本）子女，以及接纳弱势社会阶层（劳工阶层）子女。但是，由于社会财富不平等状况日渐加剧，弱势群体子女在精英高校录取竞赛中获胜机会过低。这种招生制度的根本弊端是罔顾实质平等，缺乏“补偿正义”。

　　有鉴于此，卡拉贝尔提出了改进精英大学招生制度的尝试性建议：像种族平权（20世纪60年代开始施行的对黑人、西班牙裔、印第安人等传统弱势种族的招生倾斜和配额优惠）一样，尝试进行“阶层平权”，对中下阶层子女予以适当优惠，提高其进入精英高校的录取率。这需要创制一系列制度来保障，比如提供更多“需求无视”的奖学金。

　　卡氏承认，到本世纪初，美国贤能主义的招生政策有了进步，更加公平。但是，“贤能主义”标准本身也存在着偏见和缺陷——“贤能主义”过度强调个人才能与努力程度，掩盖社会经济起点不平等的问题，将竞争中的失败者统统归于“无能者”“低能者”的行列。这种有能/无能、高能/低能的区分，有可能通过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性的社会共识，复制、强化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等。因此，对于弱势阶层适度“平权”，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财政资助，是实现高等教育实质公平的迫切要求。

　　三、增进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尝试

　　对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诸多国家采取了类似于“阶层平权”的改进措施。

　　卡拉贝尔此著中的分析，与一些观察家的观点契合。

　　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指出，1700年以来的三百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尽管对此存在一定的争议。（皮克提《21世纪的资本》）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指出，由于财富差距加大等原因，教育增进机会平等的理想在美国几近破产：出生在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美国人只有58%日后摆脱了这个层次，其中仅有6%进入最上层；同时，美国人的前程更依赖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

　　斯氏指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使高等教育的竞技场变得平等：第一，从幼儿开始提供促进机会平等的政策，确保母亲得到足够的产前医疗保健。第二，扭转削减学前教育投入的做法，给贫穷的学校更多资助。第三，提供大学贷款计划或免费的大学教育。此外，有论者倡议公立高校“现代学费模式”，对低收入、中产阶级以及富裕阶层学生采取差额收费。（道格拉斯）

　　针对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诸多国家采取了类似于“阶层平权”的改进措施。比如欧洲一些国家2000年以后实施学费减免、学费贷款等学业补偿政策，以保障来自中低阶层家庭学生的入学机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基本普及了收入应急贷款计划(还款计划挂钩毕业后的收入)，墨西哥、智利等国也实施了各种学费贷款计划，以帮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四、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问题

　　我国优质高校在高等教育公平性方面亟待改进，近年来，录取的中低阶层子女比例明显偏低。

　　对于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性，国人体会更深。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启动高校扩招，2002年以后进入了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以上）阶段。不过，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比较严峻，高校尤其是优质高校（211、985高校直至顶尖大学等）在提高教育公平性方面亟待改进。比如，省部属高校等优质高校中，中低阶层子女比例明显偏低，低收入阶层子女更多集中于低层次高校；城乡差异、区域差异、阶层差异造成的学生之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过大；农村等弱势阶层出身的学生的录取分数线实质上高于强势阶层；政府高等教育补贴更多地投给社会经济强势群体，等等。（杨东平；卡诺依等）这些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机会公平的问题——有些较卡拉贝尔揭示的现象还要严重——均需要充分重视，及早解决。

　　宏观地看，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尽管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是国际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阿尔特巴赫等)高等教育也往往沦为强势社会经济阶层利用其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资源优势来复制、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制。（布尔迪厄《国家精英》）但是，诚如科斯所言，教育（和税收）应该是强有力地抑制、改变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制度设计，必须服务于促进社会流动、增进社会平等的目标与理想，而不能加剧原有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状态。

　　高等教育“机会平等”“贤能主义”的理想，在社会经济地位日益分化、社会财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应该引起警惕，预作绸缪，有望“机会平等”“选贤与能”的理想变为现实。

　　□刘军（学者）

　　【延伸阅读】

　　1、《大学潜规则：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美)丹尼尔·金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定价：49.00元。

　　2、《国家精英 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法)P.布尔迪厄著,商务印书馆 2004年9月；定价：3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