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上接C特06版)
2005年
贾樟柯 淡勃
刘小东:我第一次去三峡搜集素材拍了一群民工。我当时正在路上走着,接着就看见好多人正站在一个很高的没有安全网的悬崖边上。有个人在桥上蹲着。我是来到三峡之后才初次见到我画的那些模特,可我跟熟人一样给他们拍一些非常生活的照片,比如吃饭、打牌、休息这类琐事。我还在想该怎样把他们画出来,后来决定请他们到楼顶上打牌,拍了他们在不同位置摆各种姿势时的很多照片,这都是在为我的画做准备。起初我的设计是:大伙围着桌子打牌,可后来我买了一张床垫,我就觉得画他们坐在床垫上玩牌会有意思些,可以画更多的风景。
而这一次三峡创作中也邀请了贾樟柯一起合作。当时贾樟柯想拍一个德国博物馆的项目。对方希望他拍一些艺术家的纪录片,然后他找到我。但是德国出钱方有个条件,要求也要拍馆藏藏品。小贾是很倔的人,他觉得自己对这些藏品并不熟,很难下手。所以那个项目基本就搁下来了。
那时,我在三峡采点,看在哪画画,西安的收藏家淡勃给我打电话,得知我在三峡时就飞过来。我就谈了贾樟柯拍片的事情。他说要接过这个项目。于是便有了我们的合作。小贾可能也是第一次去三峡,他对现实的敏感度是超乎寻常的,除了纪录片外,他马上就酝酿另外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拍一个故事。他这两个作品完成以后,拿到欧洲反响很大,拿了金狮大奖。
贾樟柯:我和小东第一次合作实际上是在2003年。那个时候我拍的一个故事片叫《世界》,里面就需要一些成功人士唱卡拉OK的镜头。那想了半天我生活里也没有太多成功人士,最成功的也就刘小东。就请他来演这个唱卡拉OK的。我记得他唱的是《向天再借五百年》。
我觉得小东真的是打破了中国绘画的某种常规,他是开拓性的一种工作。上世纪90年代,艺术家和导演彼此的合作,相互之间都有启发,使得中国电影在某一个时期又跟当代艺术融入到一起,成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小东就是在背后参与、推动了90年代初以来中国电影发展的艺术家。我觉得他不仅是美术史上的一个人物,也是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最早成功地帮助导演筹到资金的伟大制片人,一次是《冬春的日子》,一次是《三峡好人》。
2006年
尹吉男 阿城
尹吉男:2000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商业化进程越来越迅速。2005年时,这种商业化进程已经让创作者感到有一种精神的窒息状态。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开始不敢实验、不敢想象,也不敢破坏,它的艺术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因为只有一个商业秩序。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让艺术重新回到继续实验、继续想象、继续自由的境地。我想策划一个展览,作品是不能卖的,并且必须把它破坏掉。我的想法得到了小东和阿城的支持。
差不多20天,刘小东每天画8小时,其实做的是免费劳动。既然小东在墙上画画,那我的前言也就不能写在纸上,也要写在墙上。最后,刘小东亲自把他的作品涂掉,我同样也把前言涂掉。我当时在前言中写的大致内容是,“我想艺术理应成为当代寓言。明知盛装之后是空悲,作秀之后亦是空悲,不过,这一瞬间如此辉煌!中国当代艺术在主流化之后极尽灿烂,一片繁忙与得意,不再悲起悲落。人登空城看烽火。极尽灿烂之后是空悲的美,多米诺的结果是观望者的缩影。事物总是要毁灭的,但毁灭的意义一定各有不同”。其实我里面用的话都是双关语,有的指涉展览,有的指涉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状况。
刘小东: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上突飞猛进,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可以卖很好的价格那时候。我觉得再凑热闹再卖有点显得无耻了。那时候也是我那三峡卖得特别高的时候。商业社会的力量非常强大,你怎么做最后商业还是要把你拿下。但作为艺术家要做出一些本能的反应,反对商业化。因为商业在泯灭我们的理想。至于反对的结果怎样,那是另一回事。
尹吉男: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据画廊讲,当时有一个美国犹太老头看完展览特别喜欢,表示愿意出两千万买这个作品。因为他了解到南新仓画画的墙并不是真的墙,而是假墙,将其取下还是比较容易的。画廊曾经有过动摇,问我的意见,我说一个亿也不能卖。最后画廊还是尊重策展人意见,没有卖作品。
2009年
范冰冰 王学圻 王小帅
王小帅:小东作为画家经常在画室,便对拍戏、拍电影很感兴趣。有时候有空就会来探班。之前在拍《十七岁单车》时他也过来探班。
刘小东:在那个年龄大家交上了朋友,朋友之间互相好玩。他们的性格都是我不具备的。他们的反应很快,生活能力很强,跟各种人打交道的能力很强,不像我只会跟自己打交道。他们作为导演天生具备这个能力,让我也开了很多眼界。
王小帅:小东的灵活性在于他也会通过我调整、弥补自己的不足。类似小东讲话、讲演越来越幽默、系统性,便得益于和导演的交流。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