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百年流变：从救亡火种到教育偏方(2)

　　（上接B02版）

　　存废之争到书单之争

　　1918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对“保存国粹”表达质疑，认为一国独有的事物未必是好东西，不一定值得保存。他讽刺道：“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学者们对国学时有论争，简单来说，是传统与反传统的立场的对立。鲁迅反传统，自然有人拥护传统。其中，“书目之争”横跨数年，胡适、梁启超、吴稚晖、梁实秋等人加入论争，最具有代表性。

　　应《清华周刊》记者的邀请，1923年，胡适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便学生在短时间了解国故常识。他开出的书目分为“工具”、“思想史”、“文学史”三个部分：14种工具书中甚至包括《世界大事年表》、《佛学大辞典》；思想史书目有92种，以先秦诸子、佛经、理学为主，时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作品也收录其中，还包含胡适本人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文学史书目有78部，其中“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杂剧、传奇、话本、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胡适认为，这一书目不仅私人可用，“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

　　没想到，胡适列出的书单，连邀请者都提出质疑，认为所涉国学范围太窄，“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吗？”，转而邀请梁启超。梁任公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文不对题”，更惊讶胡适的书目里竟然没有史书，“不见《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的踪影”，而梁启超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他新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目，范围广，说明精要，不仅在当时反响热烈，时至今日，仍然极具价值。

　　吴稚晖则把国学和小老婆、吸鸦片联系起来，认为国学乃臭古董。他表示，整理国故尚不到时候，当前之要务是发展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吴稚晖写道。

　　在学者余世存看来，无论是胡适，还是梁启超，对国学书目的理解皆偏狭隘，“他们忘了进入国学有四万八千法门，如何让普通的中国人感知中国的心灵，是知识人应该考虑的”。余世存进一步解释道：“直到今天，国学书目在我们大众心中仍是繁难的，例如一部《论语》，每一代学人中都会有无数人在上面盖自己的名章，国学却没能完成社会化、大众化。这正是当代人仍不能不面临的历史任务。”

　　中西通才的涌现与衰微

　　在晚清民国，即便某一段时间西风强盛，甚至主张“全盘欧化”，也有学者提出“与西学互相沟通”，融合中西文化。可以说，这是百年国学的又一个主旋律。

　　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即便如此，西学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着中国。在西学的冲击下，过去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正一步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从晚清开始，新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标准建立的。中国传统讲求博通之学，培养通才，已无落脚点，影响持续至今。

　　1925年，吴宓出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当年9月，面对入校学生，他发表开学演说，提出国学院“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在当时的情境下，提出培养“通才硕学”，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学者，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吴宓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世人誉为“清华四大导师”。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清华国学院招收74名学生，其中涌现出陆侃如、王力、谢国桢、蒋天枢等大批名家，成为一个“学术神话”。

　　钱穆一生秉承对中国传统的坚守，致力于培养通才。在《中国学术通义》序言中，他提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陆懋德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他提出要造就“中西并重”的全才。1942年，对于国学，他却大失所望：“民国以来，治国学者，多循一时之尚，而入于琐碎考证之学，故三十年之结果，竟无全才可用。”

　　这一文化失落，从未停止。2009年，新清华国学院成立，对于“专才”与“通才”，该院副院长、学者刘东在《道术与天下》一书中痛陈道：“打个比方，如果人类的知识构成，在任何堪称正常的传统社会，其所谓‘专’和‘通’或‘约’与‘博’的比例，大概都只会是三七开，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这两种学识间的比例，就率先从西方开始滑坡，逐渐发展到了五五开、甚至六四开；按说，这样的一种现象，已经是够不正常的了——而我们竟还要变本加厉，基于对西方文明的偏颇总结，继续朝一个明显的偏向滑落，终于滑到了七三开、八二开，甚至九一开！”

　　被异化的“国学热”

　　1949年至80年代，可以说是“国学冷”时期，国学、学人或被批判，或被边缘化，个中滋味百感交集。上世纪八十年代，空气相对自由开放，“寻根热”应运而生，其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者不乏其人。至九十年代，用国学家楼宇烈的话说，“‘国学热’从夜里悄悄升起”。

　　余世存重新感受到“国学热”，是在2004年。前一年，被称为“权利之年”，民生、民权被着力强调。到了2004年，突然停顿、转向，文化活动活跃起来，其中更重要的文化事件是“甲申文化宣言”，9月由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人发起。

　　对于这一宣言，余世存认为缺乏交流的对象，“是自我表演作态”。他同年写下《老调子不会唱完》一文，“今天看来，那篇文章几乎是一篇预言”。2011年，在回顾“新世纪国学热的发展”时，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则认为，这一宣言“反映了政府、专业学者、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一种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共识’”。

　　与此同时，更多“国学热”的因子从民间开始聚拢、发力。2005年前后，依托央视《百家讲坛》，通过易中天、于丹、阎崇年等人的讲述，孔子、老子、曹操、清朝十二皇帝，进入人们的视野，相关书籍、影像制品畅销一时，由此引发的“国学热”余波至今未歇。有学者认为，这“契合了现代社会压力下人们突破浮躁社会风气、从古代思想精华中寻求自我心灵平静、平衡生活的心态”。

　　国学班、国学夏令营、现代私塾也层出不穷。家长们花高额费用，送孩子学国学，诵读经典，体验传统文化带来的乐趣，试图找回应试教育中所缺乏或被压抑的部分。在企业管理层面，国学同样被视为偏方，管理者不只想求得个人内心的平静与充实，更着眼于用国学来管理企业。

　　对于国学的现状与未来，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副院长，刘东甚为焦虑。他描绘了理想的国学教育：“比如孟子故里，拨多少亿，盖更大的楼堂馆所，有意思吗？要恢复国学，就是要恢复这里的琅琅读书声，恢复整个文化生态，孩子长大知书达理、诚实守信，让当代的孟母们一看，想搬过去。”

　　【拓展阅读】

　　《道术与天下》 刘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篇幅所限，探讨国学时，未涉及“汉学”。其实，二者可谓双生花，即使旁观者视之，也会滋味杂陈。学者刘东面对海外汉学的专业、扎实、广博，不免心生焦虑。当然，这本书不只是谈汉学研究，其中“传统研究”和“教育研究”皆有独到见解，值得细读。

　　《国学开讲》 范曾 

　　中信出版社 2014年6月

　　范曾虽争议不断，但宣讲国学，“在国学的普及这一方面，有积极作用”。他认为国学的当代意义，是“抵达人类心灵的快乐与自由”，确实如此，这正是社会所需，亦是人心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