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 在写作中“假扮上帝”

　　“疼痛”是作家陈希我身上的一个标签。在当下，他用小说，不断呈现人性中的疼痛——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像个偏激的外科大夫，只管治病而不管死活”。近日，其小说集《我疼》出版，在故事背后，陈希我的理想主义情怀、假扮上帝的悲悯，如暗流涌动，这是他的作品打动人的一个地方。记者专访他，只谈“疼痛”，他坦言谈得“很有劲”，对疼痛之偏爱可见一斑。

　　疼痛作为文化的特殊价值

　　新京报：新书中，有个同名短篇小说“我疼”，结尾说：“可是，你们不懂得疼！我几乎骄傲地应道。”在你看来，在这个时代，懂得疼，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吗？

　　陈希我：从人的动物本能来说，疼痛肯定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但问题在于无论你逃避与否，疼痛肯定要伴随你一生。

　　西方的“崇高”是建立在疼痛（苦难）之上的，疼痛成就了高贵和美，基督教更是赋予疼痛以积极意义。中国人讲现世快乐，《论语》开篇就讲“乐”，这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一个民族历尽苦难而存活下来，但这往往是一种赖活。我们的文学很多时候也满足于书写这种赖活。尤其是这个时代，享乐主义几乎所向披靡。当然，能享乐也并没什么不好，我并不唱高调，只是疼痛真的因追求享乐而不存在吗？还是我们故意麻木？赖活只是回避疼痛或者忍受疼痛，不是正视疼痛。《我疼》里的女主人公，有人说她“作”，其实那是对自己宿命的正视，从而把痛苦转移成存在感，“我疼故我在”。不能正视疼痛是怯弱的，不能以疼痛为价值取向，是浅薄的。

　　新京报：《母亲》这篇小说，转载最多，最受关注。其中，有一个细节，母亲因为缺氧挣扎而死，这是大家的“预谋”，在此之前，大家有说有笑。在你的小说中，为什么痛苦与笑常常并存？

　　陈希我：有人发现我小说中经常写到人物笑，很多是不可思议的笑，他又发现作为作者的我脸上也常带着笑。是吧！笑是一种丰富的表情，不只是欢乐，还可以是敷衍，是淡定，是掩饰，是无奈，是疯癫，是心死，是豁出去，是享虐，它是承受超常苦难之后的悖谬反应。对文学来说，只有悖谬才值得书写。我至今喜欢鲁迅，就是喜欢他的悖谬，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下很难找到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个，是王小波。小时候读《祝福》，读到祥林嫂被柳妈逼问再嫁时何以“竟依了”？祥林嫂的反应竟然是“笑了”，而柳妈也笑了。研究鲁迅的文章汗牛充栋，但我没看到对这个笑到位的解读。实际上，在面对人物厄运时我确实无法给人物一个出路，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写作不是寻找出路，而相反，恰恰证明没有出路。于是，我就看到我的人物笑。

　　认清黑暗后的理想主义写作

　　新京报：《罪恶》这篇小说里，面对别人的痛苦与绝望，“我”也是笑着，瞅着，“俨然自己是局外人”。在痛苦这个主题中，局外人的身份颇有意味，对别人的痛苦是局外人，对自己的痛苦，因为盲目、麻木或故意遮蔽，也有可能成为自身的局外人。这正是人性之幽微与复杂。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陈希我：探索人性幽暗国度，是我写作的基本动力，其中包括人对自己身处的不知。刻意的行为是社会学所研究的，包括刻意回避、故意遮蔽、装模作样、装腔作势，那是理性的策略，但文学最好是瞄准非理性。

　　应该说明的是，作为作者，我自己到底是在局外还是局内？李敬泽说我在写作中“假扮上帝”，说得精准。假扮上帝意味着我不是上帝，但我又以上帝自居，写作者如果不以上帝自居就不必写了。但我又确确实实不是上帝，这样作者和作品就构成了奇妙的镜像。好的写作必须呈现出互为镜像，那是无意识的、分裂的，不知不觉、无法克服的，但对文学来说是最好的。

　　新京报：除了“疼痛”，你对人性中其他的部分有怎样的体悟？从这里，有可能是你超越“疼痛写作”的一个出口吗？

　　陈希我：疼痛是写作的全部对象，古今中外，只要好的写作，都是写疼痛的。作家须一瓜说：会疼的才是小说家。当然，写作是一种超越。实际上，我的写作并非只有揭露，而是认清黑暗之后的理想主义。

　　我的主人公往往不像众人一样浑浑噩噩活着，他发问、追问；他们自杀，这自杀是对世俗的抗争；我写性，这性绝不是《金瓶梅》那样的肉欲，与其说我写色情，毋宁说我写的是反色情，比如我的《抓痒》，一对夫妻在婚姻生活危机之时，他们没有像现在许多人那样婚外恋，也没有去嫖，而是换个面目回到婚姻上来，这是什么？是对爱的回归，是对婚姻的坚守，只不过他们用了超常态的方式。

　　我最近对宗教感兴趣，我在写一部叫《救赎之爹》的小说，企图探寻中国人的救赎之路，但我发现我的主人公开始偏离我设想的道路了。

　　新京报：你在网上发言，或写评论，都让人感受到你的“尖锐”。因为自身的“尖锐”，而感受到某种“痛感”，你怎么处理？

　　陈希我：老实说，无法处理。作为写作者，我必须睁眼看，看出血来，但作为普通人，我真的想闭上眼睛。但哪有这么好的事？写作审视别人，同时也审视自己；写作揭露世界，也把自己剐伤，还可能剐伤你的亲人、朋友，所以我竭力不以写作的姿态为人处世，这样我只能活得很分裂。我不赞成从事文学写作，要毁灭一个人，就诱他爱文学。我给学生的忠告是“珍惜生活，远离文学。”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