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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拒绝任何人

2014年07月1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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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秦斌 摄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作者:张新颖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沈从文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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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张新颖,1967年生,山东招远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曾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等多种奖项。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精读》、《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新作《沈从文的后半生》日前由理想国出版。

  “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很多人喜欢这样评价沈从文。但或许比起是否能得诺奖,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多远。1988年沈从文去世,可关于他的研究从未间断。在自己的后半生里,他把对文学的热情转向对杂文物的探索,这是他不得不接受的命运一部分,还是可以用另一种视角去看待?“十六年磨一剑”,文学批评家张新颖的著作《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日前出版,这个在复旦大学里开设“沈从文精读”、“中国新诗导读”等课程的大学教授;这个在沈从文的世界中久久徘徊不愿离开的学者,如今终于可以借着这样一本新书,坐下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谈他深埋心底的沈从文。

  谈新书 沈从文折服于普通人创造的历史

  新京报:《沈从文的后半生》据说花费了你16年心血?

  张新颖:我并不是16年中都在干这一件事,1992年,我读了沈从文的家属整理发表的《湘行书简》——沈从文1934年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的一封封长信——我的感受无以言表,觉得必须写一写沈从文了。2002年底《沈从文全集》出版,其中四百万字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读完全集,我产生出写沈从文后半生的冲动。2005年我开始着手,但因患眼疾写了一万字后无法继续,写这本传记的事情一拖再拖,成了我的心病。我在2012年秋天重新开始写,过程很顺利,材料已在心里滚瓜烂熟,真正的写作过程只有一年。

  新京报:阅读《湘行书简》可以说是你研究沈从文的一个转折点吗?据说,你在读到沈从文1934年1月18日下午写下的那段文字,那段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的瞬间,你才感觉自己终于真正走进了沈从文的世界?

  张新颖:《湘行书简》对我来说是一个“机缘”。它本来就是沈从文在一条河上写的东西,“真的历史是一条河”,普通读者可能会把它当成自然景物描写,但其实这条河既是一条自然的河流,但人在这条河上生活,有船夫、有船娘……它和人的劳动、日常生活都连在一起,所以它又是一条“人”的河流。我从这里终于理解了沈从文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劳动、创作和智慧这些东西。这句话构成了我对沈从文人生的一个基本理解,以及他后半生为何钟情于杂文物的内心驱动力——那种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深深的折服。

  新京报:但是大众可能只是会觉得沈从文后半生开始搞文物,由于政治或是命运里的无奈。

  张新颖:大众对沈从文的印象,可能会比较笼统,只知道他后半生开始搞文物研究,期间受过很多苦等等,对他的认识可能停留在对其命运的感慨上。而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沈从文后半生的“笼统”说清楚,所以我那么在意具体的事件和细节,为的就是清晰呈现他后半生的完整状态。此外,我觉得,对一个人的了解,单单停留在对他命运的感慨上,这很不够。有一些人会认为,沈从文很会明哲保身,建国以后他找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小角落(杂文物研究)藏起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是这样的,我要写的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里,他仍然要去做出一番事业的决心。

  新京报:很多人都说你已经是一个沈从文研究专家,你怎么看这种评价?

  张新颖:我实事求是地认为,我不是专家。你要读懂一本书的话,可能需要读很多本书之后才行,反之,你想读懂很多本书,则要通过读懂一本一本的书才行。我不是一个(研究沈从文的)专家,这带给我的好处是,我不会把视线局限于单一领域。

  谈文学 对爱好的东西要有敬畏之心

  新京报:由于一直以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你在《迷恋记》里把自己对外国文学的长期迷恋比作蜻蜓点水,自足于一种长期爱好者的状态?

  张新颖:(笑)我长得比较矮,习惯于从矮的角度看待事物。我们以往理解的研究者,往往站在一个“自以为”有高度的地方看待研究对象,用一种俯视或者说全景式的角度展开评论,或者是一种平等的角度和研究对象对话,这样的研究者很害怕自己的身影在书中被淹没。我不在乎这些,我不想在写作中把自己凸显出来。更诚恳地说,即使在文本中,我没有直接“跳出来”,但在一个好读者那里,他会强烈地感觉到我的存在,而不用我自己去强调。

  新京报:在《迷恋记》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段的引文,而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你也说“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沈从文自己的文字”,你身为文学评论家,为何对于“引”的重视超过对“评”的重视?

  张新颖:我之所以对外国文学采取多“引”少“评”的方式,是因为我坚持要对每个专业之间的差异保持足够的尊重之心。一个人不能变成一个什么都懂,什么都谈的人。我那么热爱外国文学,所读之书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读专业书的数量,但它确实不是我的专业,看待它的方式就不够深入,所以,用“爱好者”这个词形容我对外国文学的感情,最为恰当。我始终坚持,要对爱好的东西有敬畏之心,不要轻易去涉足。

  新京报:沈从文的文学为什么在今天还有强盛的生命力?

  张新颖: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能够贴近日常生活,贴近普通人的真情实感,他的文学不挑选读者。有的文学是挑选读者的,比如一些专业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书籍,只有学者才会阅读。但是沈从文的书,无论你是学化学还是学数学的,你不一定完全了解沈从文,或者只看过一篇文章,但是也会非常喜欢,这就是说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拒绝任何人。当一种文学开始挑选读者的时候,它就把自己变小了。沈从文的文学不排斥普通的读者,这就是他的魅力。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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