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壳里的中兴:半推半就的同光年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最终决定改弦更张，如恭亲王奕总结的，“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一思路下，清朝一度拥有了“世界前八”的北洋水师，但除此之外，在诸如教育、外交，乃至国家战略等看不见的环节,依旧落后于时代,表面繁荣的“同光中兴”，其实危如累卵。

　　一、向西方学习，但有限度

　　“坚船利炮”是西方世界给近代中国的第一印象，由此，“洋务新政”的首要之举即兵工建设，制造枪炮船舰。从安庆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从福州船政局到天津机器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中兴名臣”用心用力，苦心经营，效果却是不尽如人意。

　　简单说，造枪、造炮、造船，都学会了，但无一不仿制，无一不落后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举例而言，江南制造总局造了近30年的枪，还设计不出一支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步枪，更不要说大批量生产；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专供炮弹，却造不出作战急需的爆破弹。至于其他非军工类的官办企业，同样是死气沉沉，效率低下，而民间资本又长期被压制，毫无竞争力。

　　事实证明，向西方学习不能零敲碎打而是系统工程，一个只会仿照枪炮而没有自我创新与自我造血功能的国家，除向列强买军舰、送订单，别无其他选择。纵观30年的“洋务新政”，清廷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既惧之（制度、实力）、又厌之（人种、文化），实行的是有距离的接触政策，只及器物、不及制度，只知皮毛、不知根本，充其量是“不介入、跟着走”，这与日本采取的主动追随融入的战略迥然不同，其发展速度与效果也由此差异巨大。

　　以对西方的考察为例，清廷也曾派出斌椿考察团、蒲安臣使团前往欧美各国，但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弃置不用；而同一时期，日本派出岩仓具视考察团前往欧美，其成员回国后大多成为朝中巨子。再以教育为例，日本仿照西方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其“政府主导、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模式在数十年后成果斐然，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小学入学率接近95%，而中国却是科举依旧，学习内容陈腐依旧，与时代越走越远。

　　表面上看，清廷在甲午前的30年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年财政收入也恢复至8000万两左右，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与国土面积远少于中国的日本，其甲午前的财政收入也已接近清廷，而其投向军事的开支远高于后者。由此可知，所谓的“同光中兴”，不过是“蛋壳里的中兴”，在真正的考验面前，其“表面繁荣”势必一捅即破。

　　二、军事有突破，但误判严重

　　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主战派们意气风发，认为日本不过“蕞尔小国”，必定一战而胜，但外方评论对中方却大多持消极态度，如上海《德国新报》称日军与德国劲旅无殊，与中国交兵必操胜算；英国海军情报处也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日本军队之与中国军队，就像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之与中世纪军队一样”；“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

　　事实究竟如何呢？当时的清廷，确实号称有百万大军，并大体换上了近代枪械火炮，但扣掉60万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绿营，其他湘淮勇营加上部分由绿营改编而来的练军，可用兵力不过40万人，其中李鸿章掌握的淮军精锐只有5万人。与日本25万的可用兵力相比，清军并不占优势，更何况在营制、训练、指挥、参谋、后勤等方面都要远远落后于日军。

　　至于当时国人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此时也早已是明日黄花。不错，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时，确实是樯橹如云、旌旗当空，并被国外军事年鉴排为“世界前八”，但从这一年开始，北洋舰队再未添过一舰一炮，而同时期的日本却以每年增加一艘新军舰的速度扩大规模。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超越了北洋舰队。

　　当时的世界海军技术可谓日新月异，日本后来者居上，无论是定购还是自造的军舰，装备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和武器，其平均航速远超北洋舰队，而军舰上大规模装备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舰队所不具备的。就事论事，甲午前的北洋舰队除“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在装甲、吨位和巨炮上占据绝对优势外，其他几乎都处于劣势。就这样一支疲弱之师，最终被赶鸭子上架，输得毫无脾气。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场悲剧？长期的文治主义倾向，对时代与大局的误判，对海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等，这些似乎都可以推到“女人当国”的替罪羊上，但归根结底，还是农业社会的底子、“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导致清廷严重缺乏战争动员能力与机制，国家虽大、人口虽多、资源虽丰富，但根本应付不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近代战争。

　　三、在朝有优势，但难以为继

　　明清以后，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日趋成熟而稳固，但好景不长的是，随着欧美列强的东来及日本的崛起，这一体制从四面八方都面临着解体之势。其中，守卫东北藩篱、最为清廷重视的头等朝贡国朝鲜，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遭到了日本强有力的渗透。

　　早在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使馆及人员被毁被杀，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国内。事后，日方不肯善罢甘休，但就在日本出兵的同时，清廷一改此前的拖沓而果断下令派庆军入朝平乱，结果清军在北洋兵舰的护送下抢先进入韩京，在兵力远少于中方的情况下，日方只得知难而退。

　　事后，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其训练新军，朝鲜的外交事务与海关也掌握在清廷委派官员手中。由此，日本在朝势力被大大压制而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两年后，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勾结亲日的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大肆杀害亲华的朝鲜重臣并控制了局势。危急关头，庆军营务处总理袁世凯挺身而出，一举挫败了日方及“开化党人”。由此，袁世凯崭露头角，继而成为“朝鲜监国”，一代枭雄就此起步。

　　甲申政变后，李鸿章也意识到，“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话虽金石之言，但国势如此，李鸿章又岂能力挽狂澜？

　　公式金满楼（历史学者）

　　【中国人眼中的日本】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步武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寙,不耐风涛,小炮小舟而已,盖去中国定远铁船，超勇、扬威快船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懦怯,又中国湘、淮各军远甚。夫其贫寡倾其危、国势若此,实难久存。”

　　——张佩纶（18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