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钓鱼岛争议的历史渊源

　　甲午战争使得日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赔偿，日本产业结构也因军工需求而发生深刻变化，这为其日后侵略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埋下了钓鱼岛争端的隐患。

　　国防战略的明显反差

　　日本全力发展海军，清朝当局国防战略的重点是防范俄国。

　　甲午国殇之酿成，用人不当，战术不当，官吏贪腐，军备松懈等原因，已有诸多大家进行过分析。但我认为，甲午国殇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是直接原因，一是根本原因。

　　直接的原因是中日国防战略，存在明显反差。

　　日本战前强力发展海军。1868年7月14日，刚登基的明治天皇睦仁接到了一名军务官的奏折。奏折上写道：“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接此奏折，睦仁当即写下诏书：“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

　　中国情况如何？长期有一种观点认为，建设海军费用被挪用于为慈禧太后建颐和园。实际上这并非中国海军落后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甲午战前十年，清朝当局国防战略的重点是东北，即防范并非主要威胁的俄国，如1886年后，原本不多的三分之一海防经费被挪至东北，未能觉察早已觊觎中国的日本。一言以蔽之，海军发展迟滞，源于中国国防战略的失误。

　　甲午国殇的根本原因，实质上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较量。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三大方针”之一的殖产兴业，走上了近代工业化历程。中国当时也展开了洋务运动。但是，两者形式类似，实质迥异。就日本而言，“脱亚论”倡导者福泽谕吉提出：“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作为政府官僚的大隈重信亦有见于此，1880年提出了《出售为劝业而设置工厂之议》。翌年，明治政府根据上述建议，将大部分“国企”出售给三菱、三井、住友，安田财阀，使之迅速成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反观中国洋务运动，则一再强调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商一体难免权钱交易，是历史的惨痛教训。

　　“以夷制夷”，饮鸩止渴

　　实行“以夷制夷”政策的本意是试图利用列强矛盾维护国家民族权益，但其结果无异于饮鸩止渴。

　　如果说官商一体的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那么甲午战争后“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和养痈遗患的《马关条约》，更是为虎添翼，贻害无穷。

　　尽管清政府“各国心志不齐、互相疑贰，是以彼此牵制，未敢逞志”的认识并无不当，实行“以夷制夷”政策的本意是试图利用列强矛盾维护国家民族权益，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其结果无异于饮鸩止渴。

　　1894年9月，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胜了北洋水师。10月，日军第一军攻占九连城、第二军占领渤海门户旅顺口。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李鸿章拿着议和提案寻求英国出面斡旋。但是，“伦敦因事先未曾料及事态发展如此之快，故没有适当对策且左右为难。”李鸿章又希望俄国出面调停，但俄国的表现更让李鸿章失望：“所惧者日人过于猖狂，使人难耐。”

　　不过，俄国并非没有对中日之争干预。1895年4月23日，即《马关条约》草签后第六天，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相继造访日本外务省，“劝告”日本“归还”辽东半岛。

　　面对“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政府御前会议确定了“即便对三国全面让步，亦不可对清国退让一步。必须努力使三国政府之干涉事件和清国条约批准事件互不牵连，当将两者分割，采取各单独处置的方针。”最终，日本以3000万两库平银作为“补偿”，放弃了辽东半岛。

　　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深受刺激。此前，日本统治阶层围绕实施“富国强兵”还是“休养民力”路线，曾展开激烈冲突，甚至因此而解散国会，提前大选。此后，日本统治者认识到，列强是其对华侵略扩张的障碍。基于这一认识，日本开始推行“以军备之大扩充为中心”的路线，由《马关条约》获得的总计2.3亿两库平银（相当于日本当时年度财政收入约4.87倍），则为推行这一路线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在日本被称为“日清战后经营”的路线，对其以后侵略扩张，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数据为证，日本军费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占比，1893年为9.8%，至1900年则升至17.3%，几乎增长一倍，日本产业结构也因军工需求而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为日本日后侵略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甲午战争埋下钓鱼岛争端隐患

　　中国至迟在1403年已发现并利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而日本文献则迟至1884年才提及钓鱼岛。

　　当今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源于甲午战争。

　　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属于中国，强调：“日本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窃取了这些岛屿，并于1895年4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翌年3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日本）政府关于尖阁诸岛领有权的基本见解》，称：“自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途径，再三在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没有受清朝统治的痕迹”。“尖阁群岛一贯构成我国领土西南群岛的一部分，并且不包含在根据1895年5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由中国割让给我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钓鱼岛自古以来是谁的领土？有史可依，1744年出版的中国官方文献《大清一统志》第280卷记载，中国至迟在1403年（明朝）时期，已发现并利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日本不仅迟至1884年才提及钓鱼岛，而且据《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记载：1885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舍三禀报内务卿山县有朋：“如前呈文所报，在管下无人岛建设国标一事，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当处置，请速予指示。”

　　钓鱼岛归属是否与甲午战争有关？有据可凭，日本内务省《公文别录》第四卷记载，1885年12月5日，内务卿山县有朋表示：“冲绳县令申请建立国标事，涉及与清国间岛屿归属之交涉，宜趁双方合适之时机。以目下之形势，似非合宜。”但在甲午战争取胜后，据《日本外交文书》第23卷记载，内务大臣野村靖致函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今昔形势已殊，有望提交内阁会议重议此事。”所谓“形势已殊”，难道不是指甲午战前和战后的形势？

　　有史为凭，据1744年出版的中国官方文献《大清一统志》第280卷记载，中国至迟在1403年已发现并利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而日本文献则迟至1884年才提及钓鱼岛。所谓“尖阁诸岛”这一名称，更是直至1900年8月，才由冲绳县师范学校教师黑岩恒在日本《地学杂志》发表的《尖阁诸岛探险记事》中首次使用。

　　尽管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仍基于中日关系的大局，主张“搁置争议”，而安倍却罔顾事实，在去年5月中旬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时声称：“说日方在过去同意搁置争议，完全是中国大陆的谎言”。究竟何谓谎言？1978年4月21日，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平正芳在自民党总务会上表示:“既然日中两国均主张拥有尖阁诸岛主权,双方应通过协商,从大局出发予以处理。具体做法，就是双方以不涉及领有权问题的方式解决。”难道这是谎言？1979年5月31日，日本《读卖新闻》以“不要让尖阁问题成为引发纠纷的火种”发表社论，称“日中政府已达成谅解，即双方均主张享有领土主权，承认现实中‘存在’争议。”难道这也是谎言？

　　今年6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英国智库演讲时，引述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名言：“历史蕴藏着一切智慧,不学习历史注定要重蹈覆辙。”这句话，实质是“以史为鉴”的“英文版”。正是秉持甲午国殇的惨痛教训，中国正贯彻海洋强国路线，大力发展海军。毋庸置疑，一些色厉内荏的日本极右翼分子自己也很清楚，在强大的中国军力面前，日本欲“重现甲午荣光”，无异于痴人说梦。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冯玮推荐书目】

　　东方早报·书评编辑部编：《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甲午纪念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年7月出版。

　　郁志荣：《东海维权：中日东海钓鱼岛之争》，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