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书评周刊·走过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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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 钓鱼岛争议的历史渊源

2014年07月2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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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的争议隐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埋下的。

  甲午战争使得日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赔偿,日本产业结构也因军工需求而发生深刻变化,这为其日后侵略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埋下了钓鱼岛争端的隐患。

  国防战略的明显反差

  日本全力发展海军,清朝当局国防战略的重点是防范俄国。

  甲午国殇之酿成,用人不当,战术不当,官吏贪腐,军备松懈等原因,已有诸多大家进行过分析。但我认为,甲午国殇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是直接原因,一是根本原因。

  直接的原因是中日国防战略,存在明显反差。

  日本战前强力发展海军。1868年7月14日,刚登基的明治天皇睦仁接到了一名军务官的奏折。奏折上写道:“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接此奏折,睦仁当即写下诏书:“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

  中国情况如何?长期有一种观点认为,建设海军费用被挪用于为慈禧太后建颐和园。实际上这并非中国海军落后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甲午战前十年,清朝当局国防战略的重点是东北,即防范并非主要威胁的俄国,如1886年后,原本不多的三分之一海防经费被挪至东北,未能觉察早已觊觎中国的日本。一言以蔽之,海军发展迟滞,源于中国国防战略的失误。

  甲午国殇的根本原因,实质上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较量。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三大方针”之一的殖产兴业,走上了近代工业化历程。中国当时也展开了洋务运动。但是,两者形式类似,实质迥异。就日本而言,“脱亚论”倡导者福泽谕吉提出:“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作为政府官僚的大隈重信亦有见于此,1880年提出了《出售为劝业而设置工厂之议》。翌年,明治政府根据上述建议,将大部分“国企”出售给三菱、三井、住友,安田财阀,使之迅速成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反观中国洋务运动,则一再强调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商一体难免权钱交易,是历史的惨痛教训。

  “以夷制夷”,饮鸩止渴

  实行“以夷制夷”政策的本意是试图利用列强矛盾维护国家民族权益,但其结果无异于饮鸩止渴。

  如果说官商一体的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那么甲午战争后“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和养痈遗患的《马关条约》,更是为虎添翼,贻害无穷。

  尽管清政府“各国心志不齐、互相疑贰,是以彼此牵制,未敢逞志”的认识并无不当,实行“以夷制夷”政策的本意是试图利用列强矛盾维护国家民族权益,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其结果无异于饮鸩止渴。

  1894年9月,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胜了北洋水师。10月,日军第一军攻占九连城、第二军占领渤海门户旅顺口。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李鸿章拿着议和提案寻求英国出面斡旋。但是,“伦敦因事先未曾料及事态发展如此之快,故没有适当对策且左右为难。”李鸿章又希望俄国出面调停,但俄国的表现更让李鸿章失望:“所惧者日人过于猖狂,使人难耐。”

  不过,俄国并非没有对中日之争干预。1895年4月23日,即《马关条约》草签后第六天,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相继造访日本外务省,“劝告”日本“归还”辽东半岛。

  面对“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政府御前会议确定了“即便对三国全面让步,亦不可对清国退让一步。必须努力使三国政府之干涉事件和清国条约批准事件互不牵连,当将两者分割,采取各单独处置的方针。”最终,日本以3000万两库平银作为“补偿”,放弃了辽东半岛。

  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深受刺激。此前,日本统治阶层围绕实施“富国强兵”还是“休养民力”路线,曾展开激烈冲突,甚至因此而解散国会,提前大选。此后,日本统治者认识到,列强是其对华侵略扩张的障碍。基于这一认识,日本开始推行“以军备之大扩充为中心”的路线,由《马关条约》获得的总计2.3亿两库平银(相当于日本当时年度财政收入约4.87倍),则为推行这一路线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在日本被称为“日清战后经营”的路线,对其以后侵略扩张,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数据为证,日本军费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占比,1893年为9.8%,至1900年则升至17.3%,几乎增长一倍,日本产业结构也因军工需求而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为日本日后侵略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甲午战争埋下钓鱼岛争端隐患

  中国至迟在1403年已发现并利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而日本文献则迟至1884年才提及钓鱼岛。

  当今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源于甲午战争。

  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属于中国,强调:“日本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窃取了这些岛屿,并于1895年4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翌年3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日本)政府关于尖阁诸岛领有权的基本见解》,称:“自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途径,再三在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没有受清朝统治的痕迹”。“尖阁群岛一贯构成我国领土西南群岛的一部分,并且不包含在根据1895年5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由中国割让给我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钓鱼岛自古以来是谁的领土?有史可依,1744年出版的中国官方文献《大清一统志》第280卷记载,中国至迟在1403年(明朝)时期,已发现并利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日本不仅迟至1884年才提及钓鱼岛,而且据《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记载:1885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舍三禀报内务卿山县有朋:“如前呈文所报,在管下无人岛建设国标一事,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当处置,请速予指示。”

  钓鱼岛归属是否与甲午战争有关?有据可凭,日本内务省《公文别录》第四卷记载,1885年12月5日,内务卿山县有朋表示:“冲绳县令申请建立国标事,涉及与清国间岛屿归属之交涉,宜趁双方合适之时机。以目下之形势,似非合宜。”但在甲午战争取胜后,据《日本外交文书》第23卷记载,内务大臣野村靖致函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今昔形势已殊,有望提交内阁会议重议此事。”所谓“形势已殊”,难道不是指甲午战前和战后的形势?

  有史为凭,据1744年出版的中国官方文献《大清一统志》第280卷记载,中国至迟在1403年已发现并利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而日本文献则迟至1884年才提及钓鱼岛。所谓“尖阁诸岛”这一名称,更是直至1900年8月,才由冲绳县师范学校教师黑岩恒在日本《地学杂志》发表的《尖阁诸岛探险记事》中首次使用。

  尽管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仍基于中日关系的大局,主张“搁置争议”,而安倍却罔顾事实,在去年5月中旬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时声称:“说日方在过去同意搁置争议,完全是中国大陆的谎言”。究竟何谓谎言?1978年4月21日,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平正芳在自民党总务会上表示:“既然日中两国均主张拥有尖阁诸岛主权,双方应通过协商,从大局出发予以处理。具体做法,就是双方以不涉及领有权问题的方式解决。”难道这是谎言?1979年5月31日,日本《读卖新闻》以“不要让尖阁问题成为引发纠纷的火种”发表社论,称“日中政府已达成谅解,即双方均主张享有领土主权,承认现实中‘存在’争议。”难道这也是谎言?

  今年6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英国智库演讲时,引述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名言:“历史蕴藏着一切智慧,不学习历史注定要重蹈覆辙。”这句话,实质是“以史为鉴”的“英文版”。正是秉持甲午国殇的惨痛教训,中国正贯彻海洋强国路线,大力发展海军。毋庸置疑,一些色厉内荏的日本极右翼分子自己也很清楚,在强大的中国军力面前,日本欲“重现甲午荣光”,无异于痴人说梦。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冯玮推荐书目】

  东方早报·书评编辑部编:《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甲午纪念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年7月出版。

  郁志荣:《东海维权:中日东海钓鱼岛之争》,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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