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德宁 完善保障房，房价自然回归(1)

　　成德宁，1969年12月5日出生，现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研究所所长。从事发展经济学、技术创新与发展、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等方向的研究。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也长期从事国内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的移民安置规划与咨询。

　　■ 人物

　　不懂应酬的“老派”学者

　　45岁的成德宁，现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和经济研究所所长。穿着西装衬衫坐在没有开空调的办公室里，成德宁显得有些“老派”。照成德宁自己的话说，他不是个外向健谈的人。正因如此，在全家都认为一份公务员的工作更有前途的时候，少年时代的成德宁出于“自知之明”，选择了做学问。“不懂应酬，遇到那种场合，我巴不得马上跑掉。”成德宁说。

　　尽管自认为不健谈，但聊起他的专业“城镇化”问题，成德宁很难被打断。“为什么中国的城镇化滞后？”围绕这个问题，学历史出身的成德宁从大航海讲到了工业革命，从洋务运动谈到改革开放。

　　“当时历史是冷门，中途学校允许转系，很多人就转了。”成德宁说，毕业的时候，自己所在的系只剩下大概一半的人。但成德宁将历史专业读到了研究生，把一部经济史学得烂熟，“这都是我后来研究经济的基础。”成德宁说。

　　也正因如此，他无法对当前大热于学界的“数理经济学”产生认同。“（数理经济学）热衷于学西方，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去研究经济问题，一切都是定性分析、理论假设。”成德宁说，“但西方学界重视对经济史的研究，我们国内这个学科却大量衰退。”

　　成德宁认为，谈经济不能脱离历史和现实，“就像一条河，你得顺流而下才知道它的走向，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历史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经济、我们的城镇化发展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一步的，我们的未来会怎样。”

　　推进城镇化关键是保障房制度

　　新京报：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你认为哪项具体措施最重要？

　　成德宁：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要改变以往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局面，而且促进人口城镇化重点不应只着眼于提高人口的城镇化率，更应注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进城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里安居乐业。我认为保障房制度是推进农民工城镇化的关键措施之一，因为过高的房价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新京报：为什么最关键的不是调控房价？

　　成德宁：说起高房价，我觉得还是政府没有尽到责任。这里我指的是建设保障房的责任，而不是指干预商品房。中低收入者是需要政府提供的保障房来解决居住问题的，保障房的建设迟迟跟不上，居住问题都要靠商品房解决，房价自然高。如果政府把保障性住房建设制度完善，这一块工作做到位了，房价自然会回归到合理水平。至于商品房，我认为它的价格政府不应该去控制，应该让市场来决定。

　　新京报：保障性住房具体由谁来建，这个问题也存在争议。

　　成德宁：是不是政府出面亲自建保障房？还是说让社会资本介入，市场化运作？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唯市场论”，让市场自发解决，国家干预主义者则认为主张政府把这些包揽起来。我认为比较科学的态度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还要看政府治理的水平，治理良好的政府可以多管一点。像保障房建设，给居民提供基本的住所，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能缺位。政府建保障房的成功案例是有的，比如新加坡的公共住屋，它的模式我们可以参考。

　　公共服务“性价比”还不高

　　新京报：尊重自由市场的前提下，怎样判断哪些是政府该管的事？

　　成德宁：除了保障住房之外，食品安全、环境治理、公共治安，这些私人部门和市场无法有效提供的服务，都是政府要管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些该管的没有管好，像食品安全、空气质量这些问题，说明我们的公共管理水平不高。

　　新京报：能举例说明吗？

　　成德宁：比如人们抱怨大城市拥挤不堪、堵车、空气质量差，当地人抱怨外来人口多，政府也在严控人口方面下工夫。但是，香港、首尔、新加坡的人口密度更高。这就是公共管理水平的差异。总而言之，我们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性价比”还不高。

　　新京报：怎么理解公共服务的“性价比”？

　　成德宁：我们不仅需要“廉洁的政府”，还需要“廉价的政府”。即百姓能用尽可能少的成本，换来政府提供的尽可能完善的公共服务。如果公共服务不能很好地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那么政府提供的服务“产品”就可以说价格高昂，这是治理水平决定的。

　　城镇化任务艰巨

　　新京报：李克强总理提出“三个1亿人”，其中一条是，到2020年解决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问题。你认为这个目标制定的意义在哪里？

　　成德宁：城镇化现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市民化，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第一代农民工很多是利用农闲时出来就业，农忙时回老家务农，循环迁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农村。但是第二代农民工很难回到农村了，大部分人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意愿，他们要求留在城市。你不给他户口，他也已经在这里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会滋生出很多不稳定因素。

　　新京报：未来6年，1亿人落户，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容易吗？

　　成德宁：难度比较大，可以说任务艰巨。因为现阶段我们的户籍和公共服务没有脱钩，户口看起来是个名分，但背后是附带着很多项福利的。让这1亿人落户，意味着城市要通盘考虑他们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因素，会给城市、政府带来很大的财政压力。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目标，你怎样看待“可持续发展”？

　　成德宁：从以往的做法来看，只要经济萧条，首先做的就是刺激消费。实际上，高投入、高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高喊可持续口号，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做到了。

　　新京报：为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做到这一点？

　　（下转B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