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认为大城市预测人口规模过于保守,导致城市拥挤等“城市病”
(上接B10版)
成德宁:人性的问题,这甚至都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经济学考虑的问题是,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学家们尽可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穷的欲望。我有50块钱,是买衣服还是看电影?这是经济学的本分。
城市病源于人口规划过于保守
新京报:去年武汉做了一个到2049年的远景规划,其中有很多争议。在人口规划方面,你跟其他人似乎发生了分歧?
成德宁:是的,人口规划现在还存在争议,我认为这个城市(武汉)人口到2049年能达到2500万,有别的专家不认同,他们觉得不可能达到这么多人。但我认为武汉有这个潜力,另外,对于大城市,规划人口的时候我宁可多估计一点。
新京报:现在对于城市规划的批评似乎多针对“盲目激进”。
成德宁:盲目激进的情况肯定有,一些小城市是这样,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投资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但却没有人气,把城市搞成“鬼城”。但是大城市的问题我觉得反而是太保守,过去的城市规划设计普遍短视了。举例来说,上海过去制定到2020年的城市规划,人口方面估计是1700万人。结果到了2005年就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北京2000年做的规划是,到2020年的时候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是现在就已经有2000多万了。武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新京报:城市规划只是按照一定的预测来制订计划,并不能决定人口?
成德宁:是不能决定人口,但人口规划是配置基础设施的依据,3000万人口的配套和1800万人口的配套会有很大不同。如果我预计到人口可能是3000万左右,那我至少不会按1800万来配置基础设施,给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城市发展带来麻烦。因此,规划时宁可把“碗”规划得稍微大一点,规划的“碗”过小,米饭过多,再填压就会导致碗破损。相反,如果事先准备一个较大的碗,即使米饭没有盛满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还可以加汤加菜。如同宽松的城市规划在满足人口规模的同时还能增加额外的配套设施,提高人民居住的舒适度。
现在大城市的预测和规划的人口规模往往过于保守,导致实际人口规模远远超出了预测和规划的人口规模。大城市规划的人口规模一再被提前突破,规划的用地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能满足实际人口的需求,不仅造成今后城市用地紧张,基础设施不敷使用,还会带来诸如城市拥挤、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城市病”。
新京报:大城市此前在人口估计方面的保守是什么造成的?
成德宁:还是缺乏市场思维,幻想人是可控的。其实在市场条件下,人们肯定是用脚投票。把大量的资源往一个地方集中,又不想让人进来。自由市场环境下,肯定做不到。除非用行政手段严控,但这有违公平正义。而且,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那么森严,都挡不住人们涌向大城市和超级大城市的脚步,所以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人口向大城市迁移的基本趋势也不会改变。即使从落户上限制,也挡不住人们要到大城市去,只要资源还在那里。
新京报:为什么城市规划会存在忽视市场经济规律的现象?
成德宁:我们做规划的大多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对社会科学了解不够。我认为城市规划人员至少应该懂经济,在做规划的时候才能具备战略眼光。
★ 核心观点
在城镇化建设中,很多“城市病”其实是规划过于保守带来的,城市规划者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不应一味幻想控制人口。保障房建设是影响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政府要尽到的责任重在建好保障房而非控制商品房价格。
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步骤上,政府应该尽快让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脱钩,淡化城市偏向和户籍意识,通过先改内容后改形式的方式,来减少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摩擦。
■ 同题问答
Q:2014年,中国经济整体的运行,你最担忧的是什么?
A:还是房地产市场。我最近看了一下,我们现在大量的资金还是往房地产市场上流,很多实体部门缺钱,但是社会资金进不到这些部门。如果资源配置长期如此的话,经济会有很大风险。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这个从就业就能看出来。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300多项改革中,你个人最关注哪一项?
A:我关注政府部门的改革,当然这个包括的领域可能很宽泛。政府改革改到自己头上,那么这个改革一定会很困难。我关注它能不能起到实效,能不能持续。
Q:未来两年,你认为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相对来说,户籍制度可能还有一些变化。
Q:未来十年,哪个行业有投资前景?
A:现在中国人穿衣吃饭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下一步,与个人发展有关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会形成更大的市场。基本生存需求之后,消费顺序对应的行业应该是健康行业、旅游行业、文化创意行业。
Q:推荐一本书?
A:《美国的民主》,这本书值得一看。
B10-B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泉薇 B10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张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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