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温泉30年

　　■ 扶尧直上

　　□王尧（资深高夫尔经纪人）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戴耀宗的公司，就在皇后大道东一座写字楼的15层。

　　一切都透着一个“老”字。那栋写字楼看上去有些旧了，戴耀宗的满头银发则是他留给初见者的最大印象——虽然5年前的他也就54岁。他已经离开中山温泉很多年，但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全体员工（包括水牛）的合照时，小心翼翼的神情，似乎自己从未走远。

　　邓树泉也是一样。5年前的盛夏，杭州的一家练习场，我和他喝着茶，看着他从二十五年前从香港报纸上剪下来、过了塑、一直被自己随身带着的剪报照片，上面是他、霍英东、霍震霆和朱琳琳站在中山温泉的第一洞。当年的他满头黑发，而那个闷热的下午，他用手指拨弄着自己稀疏的白发，笑着说它就像“烂果岭”。

　　时光的颗粒感，像极了那张剪报照片。

　　中山温泉俱乐部成立25周年，也就是中国高尔夫25岁生日那年，我用了几个月时间，从中山到杭州再到香港，试图摸清这项运动在新中国的出生脉络。改革开放初期的媒体，对高尔夫的态度与今日迥异，中山市图书馆馆藏室里的《南方日报》，用头版新闻报道了这座俱乐部的成立，称赞它“为我国旅游事业增添了新的康乐设施，对增进国际交往和加强各地的体育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年的雍陌村村支书郑帝清，坐在温泉球会捐建的二层礼堂里，讲起球会对村里的贡献：招工、捐钱，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那些数字，他记得很清楚。他没能预见到，20多年后的中国高尔夫，占地、征地成了一个大问题——整个温泉球会占了500多亩地，没有田地，却尽是山上的坟地。“山上（死）人比山下（活）人多，要跟死人抢地。”

　　中国高尔夫发展到今天，穿插其间的乱象各种，大概是这些前人们没有想到的吧。

　　当年有份参与俱乐部成立的人，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大多离开，但他们的人生，都因为这座俱乐部而发生转折。总经理戴耀宗本是香港一家会所的经理，从中山温泉开始与高尔夫结缘，后来自己开公司，办过包括Volvo中国公开赛在内的不少比赛，还联合创办了“总联会”；驻场教练邓树泉，江湖人称“师公”，是香港的第一位华人职业球员，他帮助中山温泉成立了职业高尔夫球队，为中国职业高尔夫运动种下了第一颗种子，回头看，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离开中山温泉后，“师公”辗转霍家名下的数个球场，参与建造和管理。他一度因高尔夫而频繁进出中南海，学得一口略带河南味的北京话，退休后回了香港。

　　歌星费翔的父亲费伟德是当年阿诺德·帕尔默公司在远东地区的代表，也在中山温泉开业初期做了数年的顾问。前美国空军军官“老费”后来回了西雅图，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但仍时刻关注着大洋这边的中国，“我好不容易把中文说顺溜了。”老费说。

　　也有没离开的。高碧璇从前台做到会所经理，去年我去中山温泉，还在会所里见到她忙碌的身影。雍陌村是郑帝清的家，他退了休，也没离开过。那年在礼堂，他翻出一张张在雍陌村拍的照片，有江泽民和他握手，也有迈克尔·杰克逊和他站在一起。

　　又是五年过去了。去年香港公开赛期间，“师公”因病住进了上水的北区医院。医院就在粉岭球会对门，从病房窗户往外望，球场的一草一木清晰可见。曾经教过的张连伟、从中山温泉走出来的梁文冲，就在那座球场上比赛。

　　我近来也时常走过皇后大道东。有时候急着赶巴士地铁，匆匆而过。有时不用那么赶，慢走在路边的时候，会向戴耀宗的那栋写字楼望一眼。

　　湾仔的楼，大多古旧而窄仄。离上一次造访他已经五年，我也不知道我还认不认得那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