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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户籍改革撬动流动人口难题

2014年08月01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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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在以前,我国正向、反向的人口流动,都会受到户籍制度的障碍。而今农业户口取消,让这问题迎来解决的契机。

  国务院日前公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引起广泛关注。而此举也势必对流动人口问题的走向带来影响。

  应看到,我国流动人口概念的形成,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有直接关系。我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也因此决定了城乡间、城市间的福利差距。如果说,早前我们的矛盾体现在城乡关系上,那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这个矛盾发生了变化,区域间、城市间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城市间的户口对换也越来越困难。城市间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如果解决了他们的户籍,他们可带动的经济增长和地区消费能力的提升是更大的,但以前的政策中忽视了该问题。

  户改矛盾不在城市,而在原有户籍体系

  在最新的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发现,考虑到就地就业、农业生产收益等因素,城市近郊的农民进城的愿望大幅度降低。在一些地方,农民实际上不愿意进城,但地方政府为了获取土地,强制将这些农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

  随着流动人口问题的突出,户籍制度改革的矛盾焦点不仅在于城市,更在于我们原有的户籍体系。小城镇流动人口流向中等城市、大城市是一个方面,城里人能不能进村呢?村庄间可以流动吗?答案是不能。这些问题都是我国流动人口在这个户籍制度体系下的一个基本现实。人口流动的问题不简单体现在城市间,也不仅仅体现在城乡间,正向、反向的流动都受到户籍制度的障碍。另外,户籍制度与福利相连。

  不能解决流动人口的户籍问题,也和我们经济增长模式有关。过去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有人归结为市场,实际上,与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压低要素价格的低成本竞争有重要关系,包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还有管理成本。这些年劳动力价格在上涨,为什么投资还是很多呢?就是因为城市降低公共服务供给对降低企业成本发挥了作用,这个一方面对企业有利,另一方面对降低城市成本有利。所以不管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几乎没有城市愿意放开户籍管理限制,都不想把财政的一部分拿出来去解决劳动力的成本。

  城市人口精英化,必然导致外来人增加

  过去研究流动人口问题,研究户籍制度问题,研究农民工问题,更多是从农村的角度考虑。但是,有些城市决策者觉得农村问题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并不是主要的。所以,反过来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市人口结构,就会发现,有些人对城市问题并不了解。

  在强化城市福利体系情况下,城市的人口结构逐渐精英化。很多城市的人口政策和落户政策,如广州,要求劳模、技工、副教授、博士生,北京博士生要35岁以下、硕士生27岁以下、本科生25岁以下,这种种的条件,使城市人口逐渐精英化。各个城市都希望减少外来人口的负担,更多地减少农民工的流动。但许多大城市搞人口控制,人口一直没有停止增长。这是因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精英阶层进入城市后,需要更多的服务人口配套,如吃饭需要服务人员等等。精英人口的增长对于外来人口增长的作用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是为什么熟练的服务业人员、熟练的技工短缺?这是因为大量的流动人口中45岁以上的回乡了,他们在城市里没有长期打算。如果城市对他们有长期的公共服务供给,他们劳动的熟练程度会在这样的就业条件下大幅提高,45-65岁这批熟练的技工在城市将大幅增长。比如香港,解决居住证只要7年的岗位服务,只要不是非法的工作,就可解决在香港的长期居留问题。如果他们工作熟练,那更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对于未来流动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速度的评价到底怎么样?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我们已经到了资本和技术的新阶段,长期趋势下,劳动力不是短缺而是过剩,意味着将产生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另外,流动人口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群体。任何一个国家,一流的城市都离不开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问题,比如户籍,不是说一天就能完全解决的。但把已经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纳入到户籍体系中,无疑会对流动人口问题有很好的影响。(本文根据作者在“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演讲整理)

  □李铁(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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