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慢和无聊的文化英雄

　　今年，美国文学圈里最热门的人物估计非挪威人卡尔·奥韦·克瑙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莫属了。这位英俊、不苟言笑的46岁挪威作家登上了几乎所有文化版的头条。六月初，他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书店现身，前来朝拜的文艺青年排到了门口。在这个作家越来越难以获得名人身份的年代，克瑙斯加德却获得了明星般的待遇。

　　现象

　　3600页的自传体小说引发阅读热潮

　　让克瑙斯加德成为国际级文化现象的是他长达3600页的六卷本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是的，和希特勒的书同名）。这套书的首卷于2009年在挪威出版，立即登上畅销榜。迄今，这一系列在挪威已售出50万本，以该国不及500万的人口来看，克瑙斯加德堪称挪威的村上春树，他的成功很快扩散到国外。2012年，第一卷在美国引进出版，第二卷及第三卷则分别于去年和今年面世。每一本书面世时均成为评论界一时最热门的话题，有评论家称克瑙斯加德的语调“直接而不设防”，甚至有人直接将其称作“21世纪的普鲁斯特”。

　　《我的奋斗》可被看作“私小说”，事实上，将其称作自传也未尝不可。主人公是一位叫做卡尔·奥韦·克瑙斯加德的作家，与作者同岁。在书中，克瑙斯加德似乎根本不想在书中掩藏任何东西，而这一点，引起了不少亲友的反感。在一次采访中，他坦承自己做了一次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与亲友的关系获取了名声。已面世的三卷英译本，每卷都有一个主题。卷一的副标题为《家人之死》，讲述了主人公的父亲去世后的余波。这是一个冷酷、粗暴的酒鬼，在主人公十几岁时就抛弃了家人，最终酗酒而死；第二卷名为《恋爱中的男人》，讲述了主人公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琳达的婚姻生活；在第三卷《男孩生涯》中，他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向读者补充呈现了日后那个问题重重的成人生活的背景。

　　魅力

　　像得了疟疾一般陷到小说中去

　　这一切听起来好像都极为平常，似乎没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这正是《我的奋斗》的吊诡之处。在这项浩大的文学工程中，克瑙斯加德绝不避忌写下最普通、最平凡、听上去最无趣的东西，并给予所有事物同等的篇幅与关注。例如，少年时代某个新年前夜去买啤酒的情节写了100多页，而一碗玉米片也会被加以细细描绘。

　　然而，克瑙斯加德文学魅力却是不可抵挡的，尤其是在作家圈和评论家圈内。去年10月，我在纽约采访刚获得布克国际奖的莉迪亚·戴维斯时，她就告诉我她正在读克瑙斯加德，而且十分上瘾。《白牙》作者迪扎·史密斯称她“像需要毒品一样需要下一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纽约时报》书评人德怀特·加纳身上，他在书评中称，“我就像得了疟疾一般陷到了《我的奋斗》的前两册中去。有四天时间，除了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书我几乎什么都没干，邮件不回，狗也不遛，任餐盘在洗碗池里堆积起来。”

　　克瑙斯加德的魔力令人费解，是因为他的书虽能引起“强迫症”式的阅读体验，读者却很难确定这些书是否真能称得上是文学杰作。许多评论家认为克瑙斯加德有一种轻易滑向陈词滥调的倾向，他笔下的句子经常称得上是平庸草率。例如，在克瑙斯加德笔下，时间像“沙粒”一样流走，而陷入爱情就像“被闪电击中”一般，恋爱中的他就像一只“饿狼”。然而，正是在这些看似不加修饰的语句中，在平铺直叙和冗长中，评论家们发现了一种“近乎随便的先锋性”（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语）。

　　秘密

　　在“反文学”中找到文学潜能

　　评论家们注意到的文体上的笨拙与随意，在内容上的对应特征就是，对经验的不加挑拣和平等对待。在克瑙斯加德的世界中，我们会事无巨细地体验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从点烟，到去商店购买日用品，到错过公车，到夜晚餐桌上的谈话——没有什么是不值得仔细书写的。写作既是他奋斗的目标，也是他抵抗的战场。因为书写的行为即是在召唤过去、保存经验，更进一步说，是在延缓死亡。

　　克瑙斯加德的努力不妨被看成是“反文学”的，所有当代小说家都知道，现实是繁杂的、不可控的，成功的小说依靠的是对现实进行择选、编辑、塑型。克瑙斯加德却坚决拒绝这样做。

　　对此，作家本人当然不是毫无意识的。在一次采访中，克瑙斯加德说：“这些书看起来就像一个孩子写的。它们有一种孩子气和愚笨，缺乏机智和想象力。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你最能找到创造力的地方。如果我试着去控制它、试着让它显得更成熟，它将会一无是处。它将会变得无趣，毫无生气可言。”事实上，在卷二中，作家主人公就直白地表示他对“小说”愈加反感。他写道，如果他要再写一本小说的话，“只要一想到小说，一想到编造的情节和编造的人物就让我浑身恶心。”在克瑙斯加德看来，虚构小说有一种让人抵触的“人工性”。

　　目前为止，我已经和身边的不少人谈起过克瑙斯加德的这套书了。我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是“慢电视”，“慢电视”（即“慢节奏直播电视”）这一潮流是在克瑙斯加德的书流行之后才在挪威兴起的，不知是否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从燃烧的柴火、到织毛衣、钓鱼等“慢动作”，全都获得了大量观众。而这一创意，在美国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的《日出之前》中就已经提到过了。他想从世界各地找365个人，拍摄他们一天的24小时。从一个人起床，到冲澡，到吃早饭，做咖啡，看报纸，一刻不漏地拍下来。杰西问：“凭什么一只狗睡在太阳底下什么都不干就很美，而一个站在取款机前取钱的人看起来就像一个十足的笨蛋呢？”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凭什么呢？

　　或许，从杰西的点子，到克瑙斯加德的书，到挪威的慢电视，这一切都与我们当今的生活现实有关。在一个信息过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有趣、有料、刺激，眼睛一刻也不能离开手机屏幕的时代，慢、平庸、无聊反倒成了一种很好的解毒剂。而胆敢向人们提供慢和无聊的人们，则成为了我们时代的文化英雄。撰文：吴永熹